论中国传统科技的人文精神.doc

论中国传统科技的人文精神 马佰莲 摘　要:与西方科技所彰显出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不同,中国传统科技受其特定的哲学文化结构的制约,在其久远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重整体轻个体的有机自然主义、重直觉轻实证分析的非理性主义和重实用轻理论的工具主义等人文精神特征。中国传统科技所具有的这一充满人文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对于克服和遏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推动当代科技的全面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传统科技;人文精神;有机自然主义;非理性主义;工具主义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2-0044-05 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注与思考,其内容涵盖了形而下的现实关注和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季羡林先生主张把人文精神落实到三个层面:一是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即天人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三是人与“身、口、意”的关系，即修身的关系，亦即人与自身的关系。[1]依照季先生对人文精神的理解，系统考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发现，与西方科学技术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强调纯粹的客观性、以逻辑分析和实验求证为基础的工具理性精神不同，中国传统科技受其特定的哲学文化结构的制约,在其久远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重整体轻个体的有机自然主义、重直觉轻实证分析的非理性主义和重实用轻理论的工具主义等特征，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充满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凸现了人的主体意识，富有浓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一、中国传统科技具有重整体轻个体的有机自然主义特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彰显出了人文主义精神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曾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和。”[2](P306)英国学者李约瑟则说:“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3](P337)这都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视整体研究的有机自然主义精神的界说。 中国传统科技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与研究,往往以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为出发点。中国古代的农学和医学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把天地人三者看成是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提出农业耕种要顺天时,量地利,致人和,做到了这些就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主张人体与外界环境、气候密切相联,协调统一,天地是一个大宇宙,人体是个小宇宙。人的生理、病理要受到他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人体与宇宙是相互对应的。《淮南子·精神训》说:“故头之圆也像天,足之方也像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一也”,“人副天数”,人内有五脏,合于五行,外有四肢,合乎四时,故“为人者天也”。“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4](P296)“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4](P341)既然天与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天地之变化势必会影响到人的生理、病理状况,同样,人事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天地的变化。正是在此意义上,《左传》认为,自然界中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皆可致病。 中国传统科技所蕴含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精神,若从思想渊源上看,应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自先秦以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形成的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追求天与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整体主义精神。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气”、“理”、“太极”等范畴,便是这一精神的显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偏向于把人自然化,看人以天为模式,主张把人们从自然界获得的启示运用于人生;儒家偏向于把自然人化,看天以人为模式,反对“错人而思天”——放弃人的能动性而企求大自然的恩赐。但他们都认为人与自然是一气相通,一理相通的。[5](P21)受其影响,中国古代学者大都主张宇宙是一个由气而生、由气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如庄子讲“通天下一气耳”。[6](P733)董仲舒讲“天人一也”,“人副天数”。既然人体取诸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把人与天地相连,天与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天与地是这个结构的轮廓;五行是这个结构的间架;阴阳是运行于这个间架中的两种势力。”[7](P56)宋明理学家以“理”、“太极”为宇宙本体,认为宇宙本质上是一个在“理”、“太极”统摄下的整体。程颐讲:“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事一物,虽小,皆有其理。”[8](P157)朱熹则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9](P2371)天下万事万物,大至宇宙天地,小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各有其理,而统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