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拷给牛主席调研会议发言提纲解说.docVIP

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要实现七大转变 盖志毅 （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年要召开举世瞩目的党的18大，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重要关头，党和政府要适应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新问题、新情况，在执政理念上要实现七大转变。 （一）从自上而下决策机制转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参与式决策机制，建立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管理机制 目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占有决策资源太多。我国决策绝大多数仍然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比如对于基层来说，真正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放权让利”政策几乎没有。对经济具有杠杆或刺激作用的政策和管理权，像税收减免权，省级政府也没有，更谈不上放到更基层；至于银行贷款及其利息浮动，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已无权干涉，也谈不上放下去；工商、电力、技术监督等、均属于条条管理体制，也难以放权于基层；土地管理还面临着进一步依法严格管理的趋势，放的可能性更谈不上。再比如，建国以来，我国在牧区的一系列政策，属于“外镶嵌式”的制度特征，我国从大跃进年代的人民公社化，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承包到户，以及近几年的“生态移民”、“围封转移”、“禁牧休牧”，这些政策都是在少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的短暂期限内完成的，并且都是以“党委决定——政府部署——群众贯彻”的形式完成的。 这样做的恶果，一是，导致部分政府官员设租寻租，侵蚀个人(包括法人)权利。二是，由于不了解情况造成许多错误决策。 今后，要尊重基层党和政府以及百姓的合法权益。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建立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管理机制，实现低对高的参与管理，实现分权，从集中式决策向分散式转变。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指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顾炎武在总结前人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论争,以及发现郡县制和分封制各自的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政治体制理念,并对分封与郡县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不仅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对于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转变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从全能决策机制转变为宽容建立社会组织并尊重社会组织决策的机制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对个人权力和个性的束缚主要来自大共同体，这不仅扼杀了个人权力和个性的发展空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小共同体的自治空间。于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很可能需要一个市民（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来摆脱大共同体的束缚这样一个过渡时期。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多中心治理概念，建立了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所有的公共当局具有有限但独立的官方地位，没有任何个人或群体作为最终的或全能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它就打破了单中心制度中最高权威只有一个的权力格局，形成了一个由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治理网络。强调建立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有机协调配合的“新三元结构”，并探索了政府与市场之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建国以来，我国传统社会组织基本消亡，以往社区自身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能力消失殆尽。比如，农村自治是许多国家城乡治理的先进经验，也是世界行政史揭示的一个客观规律，但以农村自治体系崩溃。再比如，内蒙古牧区过去的传统的季节性的（冬、春、夏、秋）放牧迁移单位一般由一个生产作业组或称“阿寅勒”的若干家牧户组成。“阿寅勒”成员大多都有亲缘关系。最大规模的“阿寅勒”不超过10—20家牧户。“阿寅勒”还可进一步分成更小的游牧单位——“浩特”。一个“浩特”一般由3—4家牧户组成，最多不超过6—8家牧户。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传播以自治为主。这些组织目前也已经消失。 今后，要从金字塔式的权力极其集中的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政府、企业和公民组织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要置于公民的民主监督之下，公民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决策。 要建立相对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公民社会，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外的民间组织，形成国家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由公民自愿结合而成的社会公共领域。要思考如何使党和政府的方案设计更切合公民的需求，方案的设计如何在政府权威性的资源配置和公民的选择之间做出平衡。从执政策略上，建立传统民间组织就在政府与百姓之间搭建一个隔离带和一个缓冲带，许多矛盾政府不用直接面对百姓。比如在内蒙古牧区，让牧民的自组织对牧民自我管理，不要让牧民有啥事就直接找到嘎查苏木的政府去。 从政治上，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和民主监督是最现实的选择。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社会秩序良性运行、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人民政协及各类社会团体的利益表达功能，并构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保障机制，使不同阶层的利益表达渠道得以畅通。从经济上，要促进混合经济体制的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和权利，拥有法律上的平等和竞争上的平等地位，要积极引导和大力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