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问题的发生学探源(文艺争鸣) (1.docVIP

“文学经典问题”的发生学探源 刘乃季 王健 卓然 所谓“文学经典问题”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着文学经典而展开的各种争论。当代文学经典的生产问题，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评价问题，文学经典进入各级教科书问题，文学经典被“戏说”、“大话”以及被改编成影视剧的问题，畅销书与通俗文学能否成为文学经典的问题，大众审美趣味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引起了论者的极大兴趣，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在经典文学时代，经典化了的文学生活造就了文学经典主义（或经典文学观）。文学被认为具有核心价值，经典文本也突出了印刷文化时代识文断字的社会特征，具有强烈的精英文化色彩，并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文学媒介胜过电影、电视、网络等其他一切媒介。文学经典还得到了传统、现状、较高文化水准和天然权威感觉的支持。它是“天然”的东西，是不成问题的。一直以来，这种观念支配着我们的文学生活，并决定着文学史的叙述。 然而，随着“后文学时代”(((的到来，文学经典不证自明的确定性和最高权威却遭遇了现实和观念的双重挑战，文学经典在文学的空前危机的事实面前，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受到了质疑，不可避免地成了学界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化生活程度显然要高于中国，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趋势，数字信息技术为整个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暂新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也深入到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中。 在信息社会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经典问题”当然不是中国当下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首先，“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都是建立在“后文学时代”来临这个社会背景上的，“全球化”的进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重新评估文学经典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其次，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理论、文化研究等在内的此起彼伏的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为文学经典研究提供了新的共同的理论资源，传统的经典概念和文学经典化理论正是由于各种“后现代”理论话语的出现而受到了普遍的质疑。 “文学经典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文学生活由经典文学时代进入“后文学时代”的历史产物，因为文学的剧烈变动必然要反映到文学研究中。一方面，从文学生活的客观现实而言，新的电子媒介文化产品与一些边缘文体大肆入侵文学的领地，与文学传统中被视为雅正的经典文学构成相互竞争、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局势；另一方面，从学术界内部而言，雷吉纳·罗班所说的“大众文化压路机”大大动摇了此前对文学本体的界限的信念，文学本体的分崩离析使“今后不再存在单一的文学”，而是山头林立，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文学风貌、创作方式或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及其经典必然问题化，实际上也就是放到一个新的文学环境中重新思考其功能与价值。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进入了生活资源丰盛的“消费社会”，并呈现出“后文学时代”文学生活的特征，关于经典的论争由此展开，文学史上的文学经典开始遭到被布鲁姆讥讽为“憎恨学派”(((的一些研究团体的批评，认为经典的构成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只不过代表了“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必须“打开经典”。文学研究内部的不少学者也对文学及其命运展开了反思。而我国由于社会形态及生活资源的丰裕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经典”问题直到90年代才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受到了西方社会各种有关“经典”的话语的影响。 我国的“文学经典”问题话语场异常活跃而混乱，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各种观点进行着激烈的交锋。“挑战经典”与“捍卫经典”的话语吸引着不同立场的学者广泛参与进来。纵观近二十年“经典”问题的发生发展，其大致脉络还是比较清晰的，可以将之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993年到世纪之交的“经典”问题发生期，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着经典的“概念”之争与“事件”之争而展开的；第二阶段，从世纪之交一直延续到今天，可称之为“经典”问题的理论研究期，在第一阶段问题的基础上，学术界有意识地加强了关于经典问题的理论研究。 第一阶段：“经典”问题发生期。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国内就已有学者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与“重写文学史”的主张(((，这当然涉及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认定标准问题，但这些主张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有具体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如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1997年，东方出版中心），黄修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 1993年9月，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蚁布思来北京大学做学术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