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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科学家社会责任之比较 ?——兼论我国科技伦理的特点 李科 随着科学由“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化, 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打上科学的烙印,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着科学的支配。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家为“科学而科学”的清高和超脱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国际社会(包括科学界、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已清楚地意识到, 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对于人、人类社会、自然界应当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当前不但科学家群体在思考他们自身的社会责任问题, 还有中外大量的科技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社会学的学者在探讨科学家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学界展开了多维度研究。然而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提出科学家社会责任问题的背景、科学家履行社会责任的途径、培养科学家社会责任意识的措施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1?提出科学家社会责任的背景 西方国家主要由于战争问题、环境问题及科学带来的其他负面效应问题的出现而提出;我国则由于科学研究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部分科研工作者违反了科学道德等原因而提出。 20世纪30年代, 以贝尔纳、李约瑟、斯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英国进步学者首先明确地提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科学学的奠基之作, 贝尔纳指出, 科学的功能便是普遍造福于人类。科学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贵的成果,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利的源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大多数同盟国的科学家都参与了军事武器的研制, 特别是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原子弹的使用使许多科学家在道德伦理判断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并使得科学共同体对其“伦理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二战结束后, 科学共同体对科技成果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对原子弹和氢弹造成的恐怖感到普遍担忧,也更进一步意识到他们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应承担的责任。1955年, 获得诺贝尔奖的52位世界级科学家聚会博登湖畔, 联名发表了《迈瑙宣言》。其中写到:“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但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 也正是这个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 1955 年7月, 爱因斯坦、罗素等十位科学家联名发表宣言, 呼吁各国科学家行动起来反对核战争。1957 年7月, 来自10 个国家的22名科学家在加拿大小城帕格沃什召开了第一次“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帕格沃什会议”。22名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科学家除了他们的本职工作之外, 最大责任就是竭尽全力来防止战争, 帮助建立一种持久的、广泛的和平。他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公众进行启蒙教育,使他们了解科学的破坏性和创造潜力, 还要寻求一切机会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形成。会议提出了“为了全人类的未来而发展科学技术”,“合理利用科学成就”等11项要求。1958年, 有70位著名的科学家在第三次帕格沃什会议发表宣言, 即著名的“维也纳宣言”,明确指出科学事业的意义与科学家的道 德伦理责任。20世纪70年代以来, 新的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 特别是生物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引起了许多关于“核能的社会控制”、“DNA 基因重组”、“器官移植”、“安乐死”、“人工授精”以及“克隆人”等方面的争论, 其核心就是科学家到底应该对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负有什么样的以及何种程度的社会责任。 在我国,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一些科学家开始讨论科学家的道德伦理责任与社会责任问题,例如, 1985年钱伟长在《交叉科学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一文中强调:“一个对我们的祖国、民族负有深深责任感的科学家, 必然要考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关系领域的问题”。钱学森在1991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人类已经进入到能够制造具有一定功能的智能机器、全程自动化生产工厂, 设计新的物质分子和创造新的生物物种的时代。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将愈来愈快,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工业生产和市场销售之间的结合、交叉、反馈将愈益紧密, 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构成诸要素中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生产力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90年代还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对人类生存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我们应当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 研究和把握90年代的科技发展趋势, 想深一些, 看远一些......在实现新的历史任务中, 我国科技工作者有着多方面的工作, 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1995年, 任继愈指出:“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从古到今一直存在。只是由于多数人主持正义, 相信真理, 社会才能维持下去, 而真正的科学家从中起着支撑作用。如果科学家也变成一般庸俗的市侩, 社会就要停滞以至倒退。作为科学家如果做不到像布鲁诺、伽俐略为科学真理而献身, 如能保持沉默, 也还不失为对社会、对科学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