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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公诉权的东方经验 　　孙长永 　　学说的产生和发展 　　追诉裁量权包括不起诉裁量权和起诉裁量权两方面。从保障人权的目的出发，近现代国家特别注重对政府的起诉裁量权实行强制性的外部审查，以防止公民被政府无根据地或非法地提起刑事诉讼，其中有大陆国家的调查法官预审制度(法国对于重罪的起诉还另设有起诉庭审查制度)、英美的治安法官预审制度等司法控制措施，也有英美大陪审团审查起诉制度等公众监督手段。日本现行刑事诉讼法基于战前的实务经验，废除了以秘密纠问、书面审查为特征的预审制度，对于追诉裁量权的法定抑制手段仅仅适用于不起诉裁量权，而对于起诉裁量权却没有规定任何外部监督机制。因而，如果检察官对于不应起诉的案件不适当地提起公诉，对于被告人如何从程序上给予适当救济，便成了日本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上的现实问题。“滥用”公诉权一般是指以下三种情形：(1)缺乏犯罪嫌疑或嫌疑不足;(2)本应决定起诉犹豫而提起公诉的：(3)基于违法侦查而提起公诉的。“公诉权滥用论”的基本主张是：对于不当起诉，受诉法院应当不待实体审理，而以滥用公诉权为由，直接宣告驳回公诉。这一主张最初于40年末50年代初来自辩护实务第一线的少数律师，至60年代，由于检察官对于劳资双方之间发生的伤害案件、违反选举法案件、轻微犯罪案件等行使起诉裁量权的明显失当，经律师界法庭内外的强烈呼吁，引起学术界的深切关注而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