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车上”是否确有其事及康有为的骗局.doc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信四班 王上月 3009204187 摘要：众所周知的“公车上书”是甲午战争时期，由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一千两百多举人参与的向皇帝上书表达民愿的运动，其目的是阻止《马关条约》的签署，尽管失败了，但其作用与意义非同一般，但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竟然只是一场骗局，康有为短短一段话中就有四大处错误，揭露了“公车上书”被夸大的事实。作为发起人的康有为一向被尊崇为圣人，其实真正的康有为只是被夸大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士人罢了，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评价康有为其人呢？ 关键词：“公车上书”、康有为、骗局 1、实践活动产生的疑问 周末，前去天津市梁启超纪念馆参观，回想起当年我国的政权动荡，形势恶劣，而先辈们奋不顾身，只为拯救我国于万一，不由得产生钦佩之情。百日维新，百年沧桑。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既是系统改革的英勇尝试，又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康有为的这段话共有三大处可疑： 一、?史料记载，当时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六百多人次。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 二、督察员拒收。自４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５月２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24人。这样的转奏，直至5月８日方才结束。上书总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4月30日，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档案表明，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三、拒收理由。皇帝在《马关条约》上盖印的确切日子，是5月3日，因此，所谓都察院2日声称“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全然不知从何说起。 四、聚会地点和人数。据康有为所说“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又名杨椒山祠）会议”，但是，狭小的松筠庵，能够挤进上千人吗？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威望与名声要想短时间内召集这么多人，还是有很大困难的。此外，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多个场合所说的人数也相差甚大。 以上四点，足以让人怀疑所谓的公车上书到底是怎样的？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 2．3“公车上书”真相无定论 康有为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加过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都说明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只能说是“公车拟上书”而已。 去年，茅海建教授以其大作《“公车上书”考证补》手稿见示。茅海建运用大量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指出由广大举人参与的“公车上书”，其实是由高层政治人物翁同、李鸿藻、汪鸣銮等人发动，京官组织，目的为了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 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不过，梁氏究竟把哪些“真迹放大”，以致所记不成为“信史”，没有讲清楚。 目前看来，“公车上书”真相依然朴树迷离，众说纷谈，没有定论，“公车上书”到底是谁发动的？多少人参加？什么时候？影响范围怎样？这些都无法解答，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公车上书”并不像康有为所说那样，一直以来，我们都被康有为高超的宣传手法骗了。 3、康有为涉嫌欺骗行为及其他 “公车上书”只是康有为众多欺骗行为中的一个而已，目前除“公车上书”外，发现的康有为主要欺骗行为有三件： 一、康有为两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据传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有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却值得回味。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