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开国时期对谋臣态度之嬗变.doc

清开国时期对谋臣态度之嬗变 张玉兴 摘要：自努尔哈赤创建后金至清朝入主中原，始终有以汉族文士为主体的谋臣在为这一新兴的政权谋划新的思路，但在清太祖、太宗和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不同时期，他们却因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境遇，后金（清）政权的发展也因之而受到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清入关 谋臣 距今六甲申即360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的春夏之交，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继明朝为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推翻之后不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的大军顺利入关，不仅实现了自努尔哈赤、皇太极以来满洲统治者梦寐以求的进入山海关门的愿望，更出现了唾手而得北京，入主中原，乃至君临华夏的盛况。何以出现这个奇迹，笔者于十年前，即清兵入关350周年之际，曾撰《论清兵入关的文化背景》一文，提出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满汉文化接轨的命题。当年满汉两种文化何以顺利接轨，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究其奥妙乃在清掌握实权人物即摄政王多尔衮顺应形势，于关键时刻以出人预料的雄心与魄力,完全采纳谋臣之建议，毅然更新思路，勇敢抛弃旧观，从而扭转态势，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 这个思路的更新十分难得，它使谋臣多年来最殷切的企盼，即对其效忠的主子一再苦口婆心的规劝与主张，终于得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清统治者充分信任谋臣而结的硕果。 谋臣的作用不可低估。谋臣，特别是汉人谋臣对成就清统治大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统治者对谋臣的重要性早就有所认识，然而谋臣作用能否最大限度的发挥绝非易事。清统治者与谋臣的双向选择、彼此间依存，经历了十分复杂、漫长、曲折而痛苦艰辛的过程。清开国时，不同时期对谋臣的态度及因此导致的谋臣之境遇及作用则迥然不同。 一 用而深疑 太祖时，努尔哈赤身旁就有谋臣陪伴，得其参谋，而有所裨益。但此刻对谋臣却是用而深疑，故谋臣多遭不测。此时之谋臣或起谋臣作用之著名者，据清官书所载有额尔德尼及噶盖二位。然细查档案、实录，特别是明朝方面与朝鲜文献，还会发现有龚正陆（六）及阿敦等人。 原籍浙江、富商出身的龚正陆虽为汉人，却是最早的谋士，曾被信任倚重而尊为“师傅”，成为努尔哈赤之“谋主”，助成了其开创大业。 额尔德尼则是清开国时期女真人中的第一位足智多谋的学问大家，被誉为“一代杰出之人”。其生平中最突出之贡献，一是与噶盖一起创制满文，使满洲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字，他更以此种文字主持记录努尔哈赤之言行，开创后金社会记档的先河，二是为后金政权“编纂法典成书”。 噶盖，亦是备受努尔哈赤信任的智谋近臣，是排名费英东之后，建州最早的审事官（扎尔固齐）之一，其闪烁史册之功绩，乃与额尔德尼一道创制了满文。 阿敦，乃努尔哈赤之“从弟”，他在努尔哈赤开创大业时，以“勇而多智，超出诸将之右，前后战胜皆其功也”之杰出表现，成为最受倚重的得力助手，屡次承担军政重任。 显而易见，上述诸人对努尔哈赤事业的发展都贡献了力量，无疑当属功臣。然而，最后却均遭厄运,皆身首异处。被斩杀之由，按史料所载仔细评量，多为细故罗织而成。 龚正陆曾被努尔哈赤尊崇信任，但清官方文献上不见任何痕迹，而只在明朝与朝鲜史料上出现，后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何以如此人们已难得确情。合理的判断，龚正陆当是因重大事故被努尔哈赤诛杀，且斩草除根，落得个身死迹灭的境地。这是谋臣的悲惨结局。也是努尔哈赤与谋臣结合的一次大失败。当年龚正陆之死已非同小可，影响所及，自他之后努尔哈赤身旁几无汉人谋士之身影，显然这是因龚之教训而对汉人文士的极度怀疑所致。然而满洲本民族谋士之境遇亦并不美妙。 噶盖被定的罪名是伙同被努尔哈赤所灭之原哈达部首领猛格布录一起“谋逆”，即所谓“通谋欲篡位”，而于庚子年（公元1600年）伏诛。此实乃弥天大谎。因此时之哈达部已经部灭、众散，被建州牢牢控制。猛格布录只不过是一个失势之俘囚，早已没有条件和能力恢复旧业。谋臣噶盖洞悉此情，他岂能冒险以卵击石，从事于己毫不相干的兴灭继绝，追求无望之事业？这里合乎情理的可能是他对努尔哈赤消灭哈达的消极情绪。这当然触犯了努尔哈赤的忌讳，竟而被罗织成罪，如是而已。 额尔德尼获罪致死之由更为勉强。天命八年（1623年），他被人告发“藏匿东珠”。努尔哈赤信之，一定要其承认隐藏了东珠并立即交出来，还明确说，只要“献出则无罪”。额尔尼却绝不违心认错，并声言自己“是公正的”。殊不知这已极大地冒犯了努尔哈赤的威严，遂一怒之下发令处死。 阿敦罹罪致死之由，只因努尔哈赤为自己身后的接班人事举棋不定，乃秘密咨询阿敦：“诸子中谁可以代我者？”阿敦竟不慎将此事泄露，引出事端，于是被认定为“交构两间”，而被拘禁，后被杀掉。 作为满洲（女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