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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 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 　　 　　口徐博1梁艳芳2（1河南大学武术文化研究所，河南开封457001； 　　 　　2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内容摘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篇序言对形而上学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康德试图恢复形而上学对知识的统治权，即他试图创造出不同于其前的形而上学以达到将所有的知识加以统一化的目的；在1789年的第二个版本中，形而上学则以康德称之为具体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出现。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写的两个不同序言暗含了一种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表达着近现代哲学学科化的特征，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将形而上学视为所有知识基础的传统，其结果是以研究形而上学为任务的哲学逐渐丧失了传统特征，越来越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一般性学科。 　　 　　关键词形而上学；理性；科学；学科化。 　　 　　作者简介徐博，河南大学武术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体育人文、西方哲学、美学原理等研究。 　　 　　梁艳芳，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艺术学理论研究。 　　 　　对具有思想性的著作来说，单纯地从序言去寻找其思路似乎是有问题的，但当作者完成了自身的作品，怀着对已完成作品某种审视而自豪的心态写下序言的时候，那些以研究这些作品为己任的学者们也不应漠视序言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自满与审慎，因为序言常常另类地重复着了作者思想的精髓。《纯粹理性批判》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奠基之作，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最为重要的经典性作品，在康德所处的时代分别曾于1781年、1787年以及1790年三次出版发行，有意思的是在基本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康德却于1787年的版本中将1781年版本中所写的序言删除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按照常理，作品的序言不论其版本有何差别都是应该保留在作品之中的，但康德这位以严谨与理性著称的哲学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有违常识的做法呢？ 　　 　　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两个版本的序言，邓晓芒先生在其所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译者序中曾进行了简单的说明，他认为：“第一版序主要阐明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确定形而上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版序主要阐明对理性进行批判所遵循的‘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这一’哥白尼式变革’原理的来源、内容和意义。” 　　 　　作为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学者，邓晓芒关于康德这两篇序言的观点无疑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他指出了这两篇序言所存在的差异：第一篇序言的着重点在于对形而上学进行理性的审查；第二篇序言的着重点在于对“哥白尼式变革”进行阐述。但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限于篇幅，这种叙述本身对两篇序言有简化的意图，从而将两篇序言中所表达出的丰富含义淡化了，尤其是没有回答为什么《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篇序言产生了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康德竟然在1787年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将其序言删除了。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包含着一个极为丰富的问题：就是形而上学在康德心目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的问题。笔者以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源于康德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形而上学定位以及如何从认识论的角度处理形而上学的问题。下面笔者将通过两篇序言的解读和对比力图揭示这种变化，并进而提出笔者的观点：康德改变了形而上学的命运，而康德拯救形而上学的方式是()以使其知识系统化的方式进行的。 　　 　　康德在1781年首次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表达出的是某种作为思想家所特有的自信与骄傲，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总结性概括之上的。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源于人类理性的本性，序言的开始部分他指出：“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个门类里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它为一些它无法摆脱的问题所困扰；因为这些问题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来的，但它又不能回答它们；因为这些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 　　 　　这种理性本性的内在要求，虽然是处于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之外的，但在人类认知过程中却表现为人们试图寻求一种探讨理性的知识的意图，这种意图所追求的知识就是形而上学。在序言中，康德分析了历史上人们追求形而上学的大概套路，在他看来最初的形而上学形态来自于由经验出发归纳出的原理，然后“借助这些原理，它（正如它的本性所将导致的那样）步步高升而达更遥远的条件”，最终这些原理因自身的局限（来自于经验不具有普遍性）开始诉诸一些超越一切可能经验运用的原理，这些超验的原理“显得那么不容怀疑，以至于连普通的人类理性也对此表示同意”。正是这些超验的原理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知识结构。问题是这种超验的原理同人类理性之间存在着冲突，因为“那些原理超出一切经验的界限时，就不再承认什么经验的试金石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由经验推出的原理最终放弃了其经验的维度，康德认为这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