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年代的西北.docVIP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 1920年代初的陕西，全省只有一所大学、一所中学、一所师范。西北红军出身的高干张秀山回忆：“1928年春，我考入榆林中学。这是陕北23个县中唯一的一所中学，是经济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的最高学府。”（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这所榆林中学仅为初中。陕北宜君县直到1930年代初，全县未有一所中学，只有一所高小。陕西省立第一师范乃西北五省最高学府，物以稀为贵，学校师生成了当地的宝贝疙瘩。 秦地一向古道古风，尊师重教风气甚浓，一斑可窥豹——中学生进戏院不用买票，一枚校徽就是免费凭证，这也说明当时陕地中学生稀少，优待得起。 　　八百里秦川奔来眼底，三千尺黄沙漫卷西风。到1936年，西安全城仍只有三所公立中学，几所民办中学。小学教员很有头脸，是令人羡慕的高门槛职业。据某人回忆道，当时作为临潼富农之子的他，其父盼着他小学毕业后，能考上几乎是公费的师范，出来当个小学教员，一月能挣二十多块大洋。临潼全县只有一所高小，上中学就得上西安了。农村将小学毕业生当秀才，中学毕业生当举人，学校工友利用给毕业生家长送毕业喜报索要喜钱，跟旧时秀才举人放榜时一样。 　　1930年代的甘肃，比陕西还差一截。1934年，整个兰州参加会考的高中毕业生只有40名。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全县几无读书人，很难找出一位中学生。据说，前清该县吃官府定额的秀才多为不识字者。正因为知识分子稀少，“粥”就稠厚一些，能够读书的孩子甚受器重。谷苞先生乃买卖破烂的小贩子弟，他读高小与初中，书籍文具全由学校免费配发，升入高中大学，政府奖学金全额资助，还能节省一部分倒贴家用。（《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好像比今天的义务教育，条件还优惠。 　　1935年8月24日，范长江到达陇南陌务寺，旁有一汉人小学，学生二十余，一校长兼教员兼工友兼客店老板。所教课本为《幼学琼林》《论语》《千字文》《国语教本》及生物、自然等，但这位校长竟不知成都与西安何在。陇东庆阳各县皆无中学，高小已是最高学府。高小教师必授“学而”、“先进”、“诗云”，方得地方欢迎。如授“科书”（教科书），饭碗必砸。这些小学里有不少30岁左右的大龄生，对新知识一无所闻，然其父兄仍以他们为荣，以其子弟系“学而未进”自慰。 　　1941年春，蒋经国首入西北，路过华阴东面村庄东泉店，房屋大多破烂不堪，村东破庙挂牌“××国民学校”，住着一位教师。蒋经国道：“他正在烧饭。问他今天是星期几，他说不晓得；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也说不晓得。在门口，有许多小孩子在那里玩，问他们为什么不去读书，他们说怕老师打。”（《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教育一落后，社会必然不开化。不要说外县乡下，就是西安城里，封建色彩亦十分浓厚。街上几乎看不到年轻女子，哪位少妇见有男人从门口经过，会马上进屋躲避，甚至把门关上。“在街上看不到一个青年的女人，听说她们都是藏在家里不许出来的”，真正“坚壁清野”，所有妇女十分“自觉”地遵守男女大防，根本没感到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似乎也不需要什么平等。 　　文明是一个整体，经济的落后决定了对教育需求的低弱，教育的低弱又制约了整体文明的提高。经济的落后成为西北种种社会弊病之症结。蒋经国说：“在这种地方，最有权的要算保长和警察了，他们可以随便关人、随便杀人。”陇东环县、合水及陕北保安一带，一担柿子上街求售，须纳税四五角，与全担柿子等价，甚或不及此数。鸦片税每亩四五十元，亦与每亩烟价相等。庆阳一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过4万余元，支应军费每年却在12万以上。“此种额外收入，皆非法取之于民间。贪污土劣更从中多方勒索，积数十年来之事实，已使此方农民得一深刻之观念，即一切政府机关法令委员等，皆以‘要钱’为本质，故对政府根本失去信仰”。 　　生活贫穷原始 　　陕西农民此时用的还是汉唐时代的犁耙纺车，交通工具也是古代的木轮牛（马）车。西安郊边的临潼刚通火车，附近村民去看热闹，火车隔着老远噗哧噗哧开来，人们心情十分紧张，临近时突然一声鸣笛——“呜！”上面冒青烟，下面喘大气，吓得一些人当场摔倒，跌坐于地。陕北穷户一家人轮穿一条裤子，一年里大半年吃糠咽菜。他们“视水为仇”，当然不是愚蠢，而是搞不到水。陇东环县乡人挖窖贮水，一季所蓄须供一年。如遇旱灾或有大批军队过境，耗水过多，窖水涸尽，须往数十里外取水。陇东、陕北地广人稀，四五十里始有三五人家，土地荒芜极多，耕种粗放。大地主拥地往往以山川为计，某川归甲，某山归乙，彼此之间无人精确界限。1936年4月河西走廊张掖地界，五六岁女孩的身价也就5元，与陇东牛价一般；一位老爷买了三位“丫头”，共计15元。 　　1935年7月初，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之行，一路向《大公报》发回旅行通讯，后辑集为《中国的西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