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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 [美]约翰·H·克雷布著 王卫国 译 　　法国民法典可以说是开创了近代的大陆法系，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大陆法系各国的民法典，便可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个法典不是拿破仑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天才或灵感的闪现。应该说，它是数世纪法律发达史的成果，是罗马法同罗马帝国倾覆后发展起来的欧洲地方法、习惯法相融合的产物。 　　蛮族入侵者在原来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他们的大大小小的王国以后，并没有轻视罗马人的文化遗产。相反地，他们竭力仿效他们所称羡的优越的罗马文明中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其中包括罗马法。某些蛮族王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用了罗马法的适当部分，这些部分后来被称为“蛮族罗马法典”;另一些王国虽然未以这种方式采用罗马法，却运用他们学到的罗马法的立法技术，以类似的形式将日耳曼的部落法加以整理，形成了所谓的“蛮族法典”。但是，这种整理编纂法律体系的努力并没有达到过去罗马时期的那种盛况;它犹如昙花一现，不久便凋谢在混乱状态之中。罗马法在法律实践中销声匿迹，地方法和习惯法起而代之，封建法在此基础上逐渐生成。罗马法作为一种复杂精致的法律体系，与中世纪初期原始、野蛮的社会状态是格格不入的。罗马法基本上成了一种学者法，这主要归因于教会法的保护;在当时，教会是学术活动的中心。不过，在意大利的及其它深受罗马文化影响的地区，罗马法的某些残余仍然被适用着。 　　可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却朝气蓬勃地继续发展着罗马文明。在西罗马帝国倾覆后的那个世纪中，正是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罗马法发展史上也许是最重大的事件。这就是公元530年前后查士丁尼法典的颁布;这部法典是对整个罗马法长期发展的系统总结。罗马法的这一精巧编排导致了特别重要的结果。1187年，正当高等学府开始在欧洲纷纷涌现的时侯，意大利创办了波伦亚大学。因为有《学说汇篡》可资应用(它是查士丁尼法典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昔为钦定之法学教本)，法律的讲授时兴起来了。波伦亚大学创办伊始，便将法律列为它的四大科目之一。其后，把法律列为大学标准课程很快就风靡于欧洲大陆。而大学里讲授的法律正是罗马法，所依据的教材又是《学说汇纂》。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自然而然地力图将他们在大学里辛勤学来的法律运用于实践。这样，使形成一种不断增长着的力量，推动着罗马法思想的复兴并使它在实践中重新获得了法律的尊严。 　　这里我们不妨展示一下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法制的生动画面。中央王朝政府非常软弱，而地方封建贵族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就阻碍了中央政府制定的统一法律的推行，而助长了地方习惯法的优势。古罗马的昌盛和统一代表了中世纪欧洲所梦寐以求而又无力实现的理想。那多半是虚构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是这种渴求的表现，它希望基督教世界能够在同教皇领导下的宗教统一相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皇帝统治下的世俗统一。罗马法，尽管人们对它不甚了了而且运用极少，但用为一种优越的法律，作为实现法律统一的理想之所在，却享有崇高的声望。虽然对它的直接适用受到禁止，但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主张对它的类推适用(尽管它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王朝对罗马法的“接受”也不乏其例;以此为根据，法官和行政官至少有权以选择的方式适用罗马法。促成这种形势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法律罗马化的发展趋势。 　　法律的统一作为众目所瞩的目标，日益显示出它的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王权成功地使封建领主服从于它的统一治理，狭獈的地方法体制便愈来愈不合时宜。地方法通常是不成文的，因而随着地区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法律统一呼声的日益高涨，地方法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切性便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样的情形下，成文的罗马法是一剂现成的济世良药。而且，查士丁尼法典也为法律统一提供了技术上的样板。中世纪解决这一问题的种种尝试中，最成功的莫过于十三世纪五十年代卡斯蒂尔[①]王国的阿方索十世制定的《七编法》(Siete Partidas)。这部由七个部分组成的法律(曾作过两次重大修订)构成了西班牙法律的基础，直到1886年才被一个按照拿破仑模式制定的法典所代替。 　　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法国的法制是由若干地方习惯法拼凑而成的。不过，这个国家存在着北方习惯法区和南方成文法区的划分。罗马法作为“合理的根据”在原则上为整个法国所采纳，因而逐渐得到承认。在成文法区，关于罗马法在南方的适用应在何种程度上优先于地方法似乎还不确定，不过，适用罗马法是允许的，只是对这种适用在表面上不作强行规定罢了。地方立法权只是偶尔地赋予习惯法以成文的形式，而使习惯法取得成文形式的主要推动力来自1453年查理七世颁布的《都尔一蒙蒂尔告谕》(Ordinance of Montias-les-Tours);该告谕规定，法国的习惯法应一律采取成文的形式。由于地方各级对这一法令的执行拖拖拉拉，时断时续，这项工作直到十八世纪初才基本上完成。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