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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年，是我入党30周年。在7.1前夕，重温入党誓词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位前辈不仅手把手把我引上从政之路，而且言传身教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我第一次认识谢健同志（上图左一），是在县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县文化局当资料员，一有空便钻进图书馆里“淘宝”。一天，正是农村“墟日”，来图书馆借书、阅报的人特别多，不大的阅览厅里几乎座无虚席。突然，一声严厉的呵斥打破了阅览室里的宁静：“出去！这里是工农兵学习的阵地，你没有资格坐在这里！”我循声望去，只见图书馆负责人老丘对着一个头发花白，脸上布满刀刻般的皱纹，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干瘦老头发出逐客令。瘦老头尴尬地站了起来，手里还捧着一本杂志，低声嗫嚅道：“就快看完了……”“不行，马上出去！”老丘不由分说夺下对方手上的杂志，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瘦老头赶出了图书馆。眼前的这一幕，不由得使我联想起鲁迅作品里的孔乙己。也许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尤其是对落魄的读书人的恻隐之心，瘦老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更令我意想不到和感慨万分的是，事后我从别人口里得知，瘦老头正是图书馆的创办人、昔日的文化局长。不过，早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眼下作为“三反分子”正在农村劳动改造。然而，这位昔日的文化局长却是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宁可三年食无肉，不可一日读无书”。因此，每逢农村“墟日”，便步行几十里路来到县城，偷偷溜进图书馆浏览最新的报纸杂志。图书馆负责人老丘也许是怕受到连累，于是就出现了前面那一幕“逐客令”。历史真会捉弄人，数年之后，“四人帮”倒台了，瘦老头“平反”后先是安排在老丘手下当图书管理员，不久又落实政策“官复原职”，再次出任文化局长。了解内情的人不由得暗暗为老丘捏一把汗，心想在局长落难时期，你对人家如此苛刻，这回冤家路窄，肯定有好戏看了。然而，当年年终发生的两件事，很快卸下了老丘内心的包袱。一次是文化系统年终“评先”，图书馆的工作获得一致好评，老丘顺利当选为先进工作者；另一次是局务会讨论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时，谢局长主动提出老丘家庭负担重，应从二等调为一等。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一等补助差不多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对于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谢健同志恢复工作后，我经常到图书馆找他借书。他博闻强记，知识渊博。一本《当代》、《十月》大型文学杂志，不须一天就看完了，而且评论起作品的优劣得失十分到位，令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生也钦佩不已。由于彼此都是读书迷，经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很快两人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一次他向我谈起“文革”中的遭遇时，说：“我早年投身革命上山打游击，解放后在文化部门工作多年，按毛主席的说法是枪杆子、笔杆子都握过，为什么‘文革’一来却首当其冲被打倒了？你看全国各地有哪一个宣传部长、文化局长能屹立不倒的？单位内部有些人批斗我，甚至骂我、打我，其实我和他们并无私人恩怨。其中有的是认识问题，以为批斗我这个‘黑帮分子’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的是怕被我连累，所以赶紧与我划清界线。当然也有个别人平时在工作中受过我的批评，或某些个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对我不满……现在十年浩劫已成历史，大家应该团结一心向前看，不能再去纠缠那些历史旧账。否则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社会怎得安宁？”谢局长这种宽大的胸怀，同样在我身上充分反映了出来。说来惭愧，我是1964年读大二的时候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此后每年重写一次入党申请，持续了16年。就在我意识到“入党无望”，下决心当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时候，谢局长找我谈心，主动提出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当然很感激他，但也坦露了自己的顾虑：我有海外关系，父母长期生活在香港；同时社会关系复杂，舅舅和姐夫都是右派，据说还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是国民党员。谢局长听了摇摇头，安慰我说：“彭湃家里是大地主，并不妨碍他成为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在他的努力下，我终于在1980年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着又担任了文化局副局长。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组织部工作。开始谢局长不愿放我走，对组织部领导说：“小谢是学中文的，留在文化局专业对口，正好发挥他的专长。现在是我业务上的好帮手，将来还指望他接班呢。”组织部领导解释说，这次调动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同时轮换岗位也有利于干部的锻炼成长。谢局长见状只好同意，但还是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如果是一般的平调，文化局就不放人；要是提拔重用，那只好小局服从大局，我不能因为挽留人才而影响他的发展。”就这样，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文化局和亦师亦友的谢局长。30年来，我几次变动工作岗位，虽然工作地点离谢局长越来越远，但与恩师的情谊却不曾因为空间的距离而疏淡，反而由于岁月的增长而愈觉珍贵。如今，谢局长已年届八旬，仍然精力旺盛，笔耕不缀。不久前我回县里看望他老人家，听说他还天天骑着单车，为“老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