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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呼唤常识回归 呼唤常识回归 　　 　　作者/ 钱梦龙 　　 　　被人们遗忘的、最基本的常识， 　　 　　往往能给人们带来最真实的力量。 　　 　　——[韩]车炳直《常识的力量》 　　 　　一、语文教学是怎样逐渐远离常识的 　　 　　现在各行各业专家泛滥，语文教育界是重灾区之一。 　　 　　语文教学的有些道理，原本只是并不复杂的常识，可是经过专家们一次次“有深度”的“理论挖掘”，终于变得逐渐复杂起来，以致离常识愈来愈远，使人忘记了它平实的本来面貌。比如： 　　 　　1.不可捉摸的“语文素养”。“语文素养”作为一个概念，虽然还没有确切的界定，但根据常识推断，“语文素养”就是一个人在语文方面的素养，这还是大体清楚的，但经专家一阐释，反倒变得模糊不清了。 　　 　　如有位专家这样界定“语文素养”：所谓语文素养其实就是人的一种生活质量。语文素养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它在语文生活理论的观照下，被升华为一种表达人的语文生活境况的文化范畴。它的核心，是对语文的生活意义的“批判态度”。这种对语文生活意义的“批判态度”，是建立在关于语文的生活意义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文素养，就是语文生活的素养，其核心，就是人的语文生活方式。它标志着人的语文生活的质量。 　　 　　又如：《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制订了提高语文素养的17项基本要求，试转引其中10——17项如下。 　　 　　10.爱国主义精神、乐于合作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1.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民主法制意识。 　　 　　12.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较强的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13.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14.基本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能力。 　　 　　15.开放的视野、创新意识和初步的创新能力。 　　 　　16.自信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17.初步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能力。 　　 　　语文素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素养？语文课究竟要从哪些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看了以上的高深理论和“基本要求”，不是让人更清楚，而是让人更“摸不着头脑”了。 　　 　　2.扑朔迷离的“定性”难题。语文课程的“定性”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个“工具性”，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质疑的意见，于是一下子涌出了许多试图取而代之的“性”，诸如“实践性”“社会性”“时代性”“模糊性”“言语性”“语言性”“文学性”“审美性”“人文性”等等，大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被语文老师戏称之日“性骚扰”。但据专家们说，不给语文课程定性，就无法确定语文课程的目的任务，因此定性是个绕不过去的难题。这个“定性难题”，最后由教育部制订的语文“新课标”作出的权威性结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才算得到了解决。 　　 　　但事实上，这个权威的“定性”是值得怀疑的。第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特点并非语文课程所独有，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等等，哪一门课程不具有“两性统一”的特点？既然“两性统一”是各门课程的共性，那么把它作为对语文课程的“定性”，在科学性上就站不住脚。第二，在“两性”关系的表述上，尽管强调“统一”，但“工具性”和“人文性”似乎总是两个可以分别呈现的东西，这种两性对举或分立的思维模式，反映到教学实践上，就出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互相抗衡、此消彼长的现象；语文教学中总是反复出现“不是此性压倒彼性，便是彼性压倒此性”的轮回，恐怕绝不是偶然的。在当前，由于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语文教学的大批判，不少论者把应试模式下语文教学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工具性”，以致语文教学已经出现了读写听说训练逐渐淡化、人文内容过度膨胀的倾向。 　　 　　3.大量引进西方理论。中国的语文教育姓“中”还是姓“西”？这应该不是个问题。中国的语文教育，教的是我们的汉民族语，理所当然姓“中”。但不少研究者似乎忘记了民族语教育这一事实，偏偏摒弃了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积累的大量宝贵的经验，而是试图从西方理论中寻找中国语文教育的模式和出路。具体表现就是大量引进国外的各种思想、学说，这也使语文教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起来。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研究者把所谓“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语文教学，着实热闹了一阵子，随后不久就偃旗息鼓了。现在是更加热闹了，随着国门大开，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主体间性、非指导性教学理论等等，都被一些研究者奉为圭臬，纷纷引进。正是这类引进国外理论的文章，把本已十分复杂的语文教学更是抛到了云里雾里，越来越让人看不清其本来面目了。比如在某语文刊物上读到了下面这段宏论： 　　 　　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始终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指导谁的问题。教师并不一定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