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第四章课文翻译.docxVIP

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詹姆斯·雷切尔?一般认为，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之间的区别对于医学伦理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有一种想法认为：至少在某些病例中，可以允许停止治疗，并让病人就此死去。但是，从来不会允许有人采取任何预先计划杀死病人的直接行为。这一规定似乎已经被大多数医生接受了，并且也被美国医学学会1973年12月4日的宣言所认可。一个人的生命被另一个人用无痛苦致死方式而故意终止是与专业医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并且不符合美国医学学会的政策。当发现有毋庸置疑的迹象表明病人的生物性死亡正在步步逼近时，是否停止使用特别方式来延长躯体的生命是病人和/或他的直系亲属来决定的。医师的建议和判断应免费提供给病人和/或他的直系亲属。然而，有另外一种观点可以强有力地反驳这一规定。以下我会提出一些相关论点，并强烈建议医生们重新考虑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首先，一种常见的情形，即一位患有喉癌的病人，病情严重无法医治，本人备受病痛折磨，而且病痛已无法减轻。即使继续实施目前的治疗，他也肯定在几天之内就会死去，但是由于病痛异常难熬，所以他不想为了延长仅仅几天的生命而继续忍受这种痛苦。所以他请医生为他结束这种煎熬，而他的家庭也希望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假设医生答应停止治疗，而习惯上的那种规定也允许他这么做。认为这种做法有理的原因就是病人面对着极大的痛苦，既然他无论如何总是快要死了，那么没有必要再让他继续遭受无谓的折磨。但现在请注意：如果医生仅仅只是停止了治疗，那么很可能病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死去，并且较之采取直接的措施、注射安乐死药剂而言，他可能因此遭受更多痛苦。这一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决定不再让他遭受痛苦时，积极安乐死比消极安乐死更可取，而不是相反。否则，就变成了认可那些会导致更多痛苦的做法，而不是赞成减轻痛苦，这就与起先促使他们作出不要延长病人生命这一决定的人道主义推动力有所矛盾了。我的一部分观点是：“允许死亡”的过程是相对漫长而痛苦的，而注射安乐死药剂则比较快，痛苦也比较少。让我据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子。在美国，大概每600个孩子中有一个在出生时就患有唐氏综合症。而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在其他方面都是健康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普通的儿科护理，他们就能进入基本正常的婴儿期了。然而其中有一些孩子会有先天的缺陷，比如肠梗阻，如果他们要活下去，就必须要进行手术治疗。安东尼·肖描述了随之产生的情况：……如果不做手术，那么（医生）就必须在自然力带走婴儿的生命时努力使其少受些痛苦。作为一个医生，他的天性本是通过手术刀来打败死神，而站在一边眼看着一个本来可以挽救的小生命死去是我认为在感情上最难以忍受的经历。在会议上、在理论讨论中决定应该让这些孩子死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当你站在儿童病房，看着脱水和感染使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凋零，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了。这是对我和其他医护人员是一场可怕的折磨，其程度远大于从未踏足儿科病房的父母们所经历的。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反对任何形式的安乐死，并坚持必须让这些婴儿活下去。我想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另一些人赞成快速而毫无痛苦地终结这些孩子的生命。但为什么会有人同意让“脱水和感染使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凋零”？那条规定说可以让一个孩子遭受脱水而逐渐走向死亡，却不能给予注射而毫无痛苦地结束生命，看来实在太过残忍，以致毋须进一步辩驳。这话说得很严重，但并非试图冒犯任何人，而只是想要尽可能清楚地摆出观点。我的第二条意见是：习惯上的那条规定导致在无关的理由基础上做出有关生死的决定。请再想一想那些患唐氏综合症、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那些与综合症无关的先天缺陷才能存活的婴儿。有些时候，没有实行手术，婴儿死去了，但如果没有这些缺陷，孩子就会活下去。现在，像这样一项移除肠梗阻的手术也并不太过困难。在这些情况下没有实施手术的原因，很明显，就是因为这些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而他们的父母和医生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便认为让他们这样死去更好。但是请注意，无论看待生命以及这些婴儿潜力的态度如何，这种情况都是荒唐的。如果这样一个婴儿的生命值得保存，那么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又有什么关系呢？或者，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孩子最好还是不要活下去，那么要是碰巧孩子没有肠梗阻，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呢？无论哪一种情形，生存与死亡的问题都是建筑于无关的理由之上的。是唐氏综合症而不是肠梗阻成了事情的关键。假如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那也必须建立在其基础之上，而不可以依赖于是否肠道有阻塞这样的无关问题。当然，使这一情况成为可能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有肠梗阻时，人们可以“让婴儿死去”，而当没有这些缺陷存在时，就不能够这样做了，因为人们不能够“杀死”他。这一想法导致根据无关的理由来决定生死的事实，是应该否定这一规定的另一重要理由。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认为在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之间存在重要的道德差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