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鲁迅论文毕业论文.docVIP

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然而，鲁迅所承受的是一个民族无路可走的悲哀，他无法顺利地在其间抽身，相反，他愈在其间探索愈是加深了悲哀，这种悲哀集合起来无处发泄，慢慢成了心内的黑暗及虚无感。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这种鲁迅才能让人理解，因为他有痛，有伤，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欺凌。奋然前行！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辉煌的色彩。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鲁迅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倘若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的。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 　　鲁迅想通过医学来治病救人。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3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一场电影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于是他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 鲁迅先生所表达出来的极端深刻的思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甚或在几千年以来的整部世界文学史中间，无疑也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现象。他燃烧着自己的生命，集中全力地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焦灼和无畏地呼吁着要改变长期以来专制王朝的统治方式，阐述和控诉着像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等级特权为基石的社会体制，只能造成民族精神的衰退和社会生活的停滞；他针对着这样的痼弊，在《文化偏至论》里提出了人性解放的主张，认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在《破恶声论》里提出：而“立人”的关键，又在于“尊个性而张精神”，要做到人人都具有独创个性和聪明才智，像这样的话自然也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了健康与合理的发扬，那么整个社会群体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升华，自然就是轻而易举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著作中所蕴涵着的许多异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