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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下新闻报道的污名化现象探析 风险社会下新闻报道的污名化现象探析 一、风险社会中的污名化现象概说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middot;贝克于1986年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贝克认为，不同于早期社会的自然灾害等原生风险，在全球化浪潮下，现代性社会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社会关系更加复杂，伴随着经济、政治、生态与技术等众多风险。诸如禽流感、毒品泛滥、突发性群体事件、暴力活动等社会性风险与失业、交通事故等个人性风险，这些风险是社会现代化本身的产物。 　　污名源于古希腊，最初指位于社会最底层人们身上的某种标记或印记，以表明身份的低下。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对污名展开社会研究，认为污名是社会大众给某些具有特殊属性、特质的个体或群体贴上负面的、贬损性和侮辱性的社会标签，形成受损的身份[1]。它不仅使受污者对这种贬损产生认同进而形成自我贬损的心理，也导致社会大众对受污者产生歧视与排斥的结果。污名化则是受污者在社会中逐渐丧失社会身份、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遭受区隔与歧视的动态过程[2]。此后，众多心理学家与社会学者对污名的概念不断地延展与丰富。现代社会中，由于对日益增多风险的担忧，人们赋予污名的对象范围从最初的个人与群体推广到任何被认为是有危险的事物、技术、组织甚至是制度设置上来。 　　随着人们对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风险危机后果中，这种污名化现象，或多或少正成为社会风险的一大催化剂。当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故被曝光后，由少数问题奶粉诱发的全国乳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品抵制活动波及了整个食品领域。任何与乳制品有关的产品、生产销售企业的信誉与监管制度受到广泛的质疑；最终，拥有几十年良好经营业绩的乳制品企业在一夜之间垮塌，数百亿的品牌价值蒸发[3]，带来一场经济风险。 　　二、媒体污名化报道现状 　　（一）观点报道的失衡 　　平衡报道源于西方新闻学，是西方新闻报道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1729年，本杰明middot;富兰克林接办《宾夕法尼亚报》时提出在人们各持异议的时候，双方均应享有平等的机会让公众听到自己的意见，这一主张被看作是平衡原则的首次提出。中国的孙培旭于二十世纪80年代提出新闻报道的平衡概念，他认为：平衡就是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顾及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 　　很多新闻往往忽视报道各个相关因素和不同立场，过于强调博人眼球的单方观点，使事件全貌不能如实的被展现，受众接收不到全面公正的信息，从而形成对此事物的污名化印象。 　　《大学生毕业后沉迷网游7年不玩游戏浑身发抖》这一报道，全文共2221字，而对网瘾青年父母的采访多达1595字，占全篇的72%，主要陈述儿子如何欺负老两口，为受众塑造出一对饱受网瘾儿子折磨，无法安享晚年的可怜父母。对网瘾青年本身的采访仅有237字，仅对其爱上网现象进行简单的描述，未触及其为何热衷上网，以及与父母不和的详细内容。结尾处将少年事实上已经有精神病倾向，家长未送孩子就医的事情用213字一笔带过[4]。 　　新闻媒体将网瘾青年视为他者，甚少给予他们表达言论与观点的机会，通过大篇幅的负面报道，为网瘾青年贴上孤僻暴躁等标签，构建出这一群体的污名化形象。这让正常的青少年玩家也必须承受社会的指责与批评，日积月累，很容易造成该群体的心理失衡，更为他们做出偏激行为提供可能，增加他们在社会化过程里的成长风险。 　　2011年6月，媒体在报道郭美美炫富事件中，集中在于对郭美美豪车、名包、巨额财产以及身为红十字会职员的强调，甚至带有调侃性质，如《郭美美秀美胸长腿尽显魅惑自称喜欢居高临下》《郭美美与中红博爱CEO翁涛掀口水战期间大爆粗口》等。而2011年6月22日红十字会在官方网站发出声明，称中国红十字会没有lsquo;红十字商会rsquo;的机构，也未设有lsquo;商业总经理rsquo;的职位，更没有lsquo;郭美美rsquo;其人，回应外界质疑。随后警方通报的调查结果显示，郭美美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会无直接关联。而这些事实却被新闻媒体忽略，在郭美美事件初始阶段中，媒体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边倒倾向。因此，受众逐渐形成了红十字会财务混乱、腐败严重的负面印象，强化了红会的污名形象，放大了红会慈善风险。 　　此后两年中，红会一直身处污名化的阴影中。2013年6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 年中国红十字会接收国内社会捐赠款物总量下降近三成。源自公众质疑的慈善界公信力2011年触底，2012 年未见回升[5]。 　　媒体对红会的污名化报道使中国慈善机构受到普遍质疑，受众对慈善机构的认知与捐款时决策的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