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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思想性 2011-03-26 15:52:09| 分类： 文学—艺术—美学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邓晓芒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入了绝地。虽然小说还有人看，但已经再没有激动人心的事件，不像上个世纪80-90年代那样，一时间洛阳纸贵、奔走相告、口口相传。现在写诗的更是比读诗的人多，所谓的“羊羔体”居然得了鲁迅文学大奖，鲁迅若地下有知，在坟墓里也会说：“我还是一个也不宽恕！”前几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出来宣判中国当代文学的死刑，引得国内一帮文人和评论家齐声责骂。其实他说的倒也大体符合事实，只不过他的诊断太可笑，说是中国作家一个外语不行，一个汉语也不行，所以写不出文学经典来。他的欣赏趣味基本上还停留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当然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的高峰。但那个高峰难道仅仅是作家的外语和汉语水平造成的吗？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否能够形成高峰，主要看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否具有新的生命的张力，是否饱含内在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在这种新的冲突中萌发出新的思想，而且这种新思想是否能够迅速掌握一部分人的情感，形成一股时代精神不可阻挡的洪流。通常人们称之为文艺的生活“土壤”的，就是指这一点。土壤贫脊的时代，外语和汉语再怎么好，也产生不了伟大的文学作品来。30-40年代的文化生活的肥沃土壤是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所造就的，而49年以后的生活土壤的贫脊化是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控制思想的结果。文革结束以来的思想解放使80年代的诗歌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大放异采，是再一轮中西思想文化碰撞的必然产物。而进入到21世纪，思想文化中的矛盾冲突呈现出一种“增熵”或平均化的趋势，再也没有先前的壁垒分明，再也看不出思想前进的方向，一切陷入了混战和浑沌。虽然表面看来，每个人、每一种主张或派别都在与别人或其他派别相冲突，似乎是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多元化”格局，但其实每一“元”和另一“元”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往往还互相重叠，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哗众取宠，很少有人敢于真正特立独行、深入根柢。中庸之道是当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处世秘籍，大众希望见到的是“持平之论”，对新锐的思想已经不抱指望，甚至反感。他们真正关心的已经不是“主义”的空谈，而是“问题”的解决。胡适早已讲过：“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什么问题？当然是生计问题、民生问题。这的确也是一种进步。中国人从理想主义的半空落实到了现实主义的土地上，应当说是历史的必然。但也必须承认，现在是一个普遍平庸的时代，怎么出得了大师呢？当然也可以出，但前提是必须有超越世俗之上来反思世俗、甚至专门跟世俗作对的天才。而这历来不是中国文化的强项，中国传统中本来就缺乏超越精神，即使有些超然世外、遗世独立的狂狷之徒、隐匿之士，实际上还是充满孤愤盯着世俗，他们并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的文学艺术只是被当作怡情养性或发泄愤懑的手段。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两千年间无非是家国意识和世俗情怀在担当着中国文学的基本框架，只有精神和现实的分裂，而没有精神自身的矛盾，在精神内部勿宁说是平静的。中国艺术精神崇尚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明清小说是一大变化，中国传统思想的儒道（包括禅）冲突成为《红楼梦》中一切矛盾的基本依据，但这一冲突由于最终归结为道禅虚无主义，而无法开出新思想和新方向来，于是便在更加占主流的“儒道互补”中被抹去了棱角。《红楼梦》汲尽了中国文化土壤中的营养，从那时直到五四，中国文学再也长不出参天大树，只剩下小品文和小感慨，变得鸡零狗碎了。 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从世界文学史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学高峰通常都是与这个民族思想上的大动荡、大冲突相伴随的。《旧约圣经》就是在犹太人的颠沛流离之中，在犹太思想家充满矛盾和犹疑的痛苦中诞生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也产生于一个无法无天的“英雄时代”，雅典悲剧中更是充满着伦理冲突和新旧矛盾。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则是在一个漫长的思想冬眠期之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情感萌生交汇的产物。启蒙运动和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催生了好几代文学巨擘，而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又把人类推入了对启蒙价值的怀疑和深化之中，这种精神上的剧烈冲突和深刻反思导致了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新的高峰。倒是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和平发展，以往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那些主题都被视为了老生常谈和通俗普及的话题（如《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等好来坞大片），文学题材逐渐枯竭，作家们纷纷“触电”，一遍、两遍、三遍地翻拍那些老故事，人们陷入对自身历史的伤感回忆之中。至于当代社会的那些吸引眼球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