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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砰砣自重与标称重量间的比值，就像地图上的比例尺一样。 你说的这个秤砣实际重量就是100g。 提问者评价 太感谢了，以为这个秤砣是500克重，用它校准新买的电子秤，总是显示100克，还以为电子秤不准呢。 广衡是《小尔雅》中的一篇名，举重量之名。广衡: 二十四铢，曰两。两有半，曰捷。倍捷，曰举。倍举，曰锵。锵，谓之锾。二锾、四两，谓之斤。斤十，谓之衡。衡有半，谓之秤。秤二，谓之钧。钧四，谓之石。石四，谓之鼓。然则，鼓，四百八十斤也。广秤字样是北宋时期 “权”俗称秤砣、秤锤、秤权，是悬挂秤杆之上可以移动的的铜、铁、陶、瓷、石的秤砣和后世的砝码。秦权是秦官府批准的标准砝码。 是秦始皇在统一度量衡时，统一重量的重要标准。古代秤的监管官府测量斤两的位置是否恰当，砣与秤又是否相互配合等，若合乎标准，经过官府合格检查的秤就会打上一个铁印，行内称为打“秤印”。 试论我国度量衡的起源与发展　　梁方仲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　　关于我国度量衡史的研究，近数十年来，尤其是解放以后，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可惜的是对于一器一物或一朝一代的专题研究居多，而全面性的通论尚少；对于度量衡的量的变迁的论述为多，而对于以上度量衡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性质的变化的探讨甚少。有不少学者只是从官府对人民的赋税剥削这一点出发，来阐述官定度量衡制度在单位量所发生的变化，但还没有结合到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没有和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内那两个对抗的基本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由此作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够全面的，并且不能揭发当日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矛盾方面。这里存在着的弱点主要表现为：1．官定的、中央的制度研究得比较多些，但所谓“民间制度”和地方制度就研究得很不充分，对前后两者的对立关系和历史继承性更是阐发不足；2．尺的研究比较多些，但量(如斗、石等)的研究就很不够了；3．对于古物的实测和史籍记载的考订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往往只是偏重其一，而没有把两者适当密切地结合起来；4．对于古物的实测，往往只是以求得实际数值为满足，对于古物的形制及其历史条件等则注意得不够；5．光从交换或分配的角度来论述历代度量衡制的变迁，而忽略了生产的影响和作用；6．关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没有给予适当的发挥。以上各点，我在广东史学会1960年年会中曾提出了《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一篇论文，申述了自己的浅薄的见解。这里发表的只是该文的一部分。错误之处，希望同志们加以指正。　　一、度量衡的起源　　应当首先指出，度量衡的产生是在社会生产一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而与交换行为的发生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在原始社会后期，才开始有氏族与氏族之间的交换。最初的情况是，一个部落或氏族和另一个部落或氏族，以偶然剩余的生产品作为礼物而互相赠送。稍后，两个部落或氏族之间，偶而也以不同种类的石器进行交换，如以石矛来换石斧等。但这样的交换只属于原始交换的范畴，是极为稀少，极为偶然的。在这里根本没有度量衡的必要。　　随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都相继有了分工)以后，不同的氏族或部落就有了不同的产品，可以互相交换，如以谷易羊，以陶器易黍麦等。但初时的交换方法还多半停留在论堆计件的阶段，对于度量衡的需要仍是并不迫切的。交换更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只在氏族之间进行，而且逐渐地在氏族内部各成员间也有进行，这时交换行为已经从偶然的现象转入正规化和经常化了。从此成堆整件的交换方法便一天一天地显得过于粗率，它往往不适合于交换者双方的实际需要而容易引起争执，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于是便借助于最原始的度量衡方法或器具。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在面临原始社会的瓦解时期了。　　最初用什么东西来作度量衡的器具呢?就是人自己本身。人用自己的手足和动作可以测出一定的长度。《孔子家语》说：“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八尺)，斯不远之则也。”这就是说用人的中指的中节的长度为一寸，由于中指的中节有两条横纹，故以上面的一条为准；又以中指和大拇指伸长成一条直线的距离为一尺；两臂左右横伸的长度为八尺。《小尔雅》释长度单位命名之由来云：“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寻，舒两肱也。倍寻，谓之常。五尺，谓之墨。倍墨，谓之丈。倍丈，谓之端。倍端，谓之两。倍两，谓之匹。”又释容量单位之命名云：“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虽则名称增加了许多，但度、量取法的原则基本上还是与《家语》所述相同的。《墨子·城门篇》：“必数城中之木，十人之所举为十挈，五人之所举为五挈，凡轻重以挈为人数。”《墨子》所说的是以人的体力作为权衡轻重的准则。《说文解字》说：“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体为法。”又云：“寸，十分也。……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按寸口即手腕动处)，十寸为尺。”上面所说的是指男子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