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看不见的手.docVIP

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看不见的手”是一个隐喻，亚当·斯密（Adam Smith）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原理：由于个人行为的非故意的结果，一种能产生善果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虽然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从这种意义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一次是在《国富论》中，但是这个隐喻所表达的思想是渗透在他的全部社会和道德理论之中的。的确，正是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使得斯密能够建立一种将经济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制度开创性的综合理论。说看不见的手使得理论的社会科学本身成为可能，并不是什么夸张。 在《道德情操论》中，在解释追求财富和奢侈的欲望怎样促使人们去从事巨大的工业和生产时，斯密指出，通过所有这种努力而变成富有的人们，在真正重要的尘世物品的享受方面，并不比为生产这些物品而劳动的穷人处境更好。例如，富有的地方想要得到无足轻重的奢侈品，但是只能消费他的努力所生产的粮食的一小部分；其余的粮食须支付给为他服务的人们。富有地主 “……尽管生性自私和贪婪，虽然他们只图自己的方便，虽然他们从其所有雇用的千百万人的劳动中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无聊的和无砂的欲望，他们却同穷人分享他们所获得的全部改进的产品。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种分配差不多同假设土地在其所有居民中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时所能有的分配一样；这样，没有打算去作，没有真正去作，却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生活资料”（《道德情操论》，第4卷，第304——305页）。 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说明为什么对进口或对使用自己的资本进行限制为不必要时，使用了“看不见的手”一词： “因此，当每一个人企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工业，从而引导那些工业使它的产品可能有最大的价值时，每一个人必然要为使社会的每年收入尽可能大而劳动。的确，他一般既无心要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他宁愿支持本国工业而不支持外国工业，只是想要确保他自己的安全；他指导这种工业去使其产品能具有最大的价值，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国富论》，第4卷，第456页） 由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并非有意去造成的秩序这种基本思想，不是斯密的创新。在17世纪配第（Petty）和洛克（Locke）的著作中，这种思想已经隐约可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18世纪最早的先行者之可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18世纪最早的先行者之一，是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虽然关于曼德维尔是否有一种堪与斯密比拟的自行建立的秩序的概念还有一些争议，但是他的关于贪婪，奢侈和不知餍足这些私人恶癖会导致财富丰盈这种公共利益的名声不好的说法（《蜜蜂的寓言》，1714年）激起了许多辩论却是十分清楚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斯密是其中之——拒绝接受曼德维尔把私利同贪婪等同起来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但是他们创立了这样一种基本思想作为他们写作的一个主题：私人行为可以产生行为人所不曾预期的有益的公共影响。例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把私人财产和一般政治制度描述为“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执行任何人类意图的结果”（《关于文明社会史的论文》，1767年）。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解释司法制度怎样作为关于具体争端处理的一系列个人为自己谋利益的决定的副产品而出现时，在他主张说人类体制（如货币和语言）是从个人指向另一目的的行为而产生时，均曾乞灵于这一概念（《人性论》，1740年）。 亚当·斯密也像曼德维尔、弗格森和休谟一样，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察上：人的动机就是利已。可是，对斯密来说，利已可能是一种值得赞美的人类特性，反映了一个人不仅关心他的物质福利，还关心他的荣誉。更重要的是，对斯密来说，利已是社会理论中的“运动原理”，就像吸引力是牛顿物理学中的运动原理一样。斯密相信，那些认为政府可以自由制定它用来调节社会的任何法律的人，是不懂得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的。斯密所称的“制度的人”， “似乎想象他能摆布一个巨大社会的不同成员，就像一只手在棋盘上摆布不同的棋子一般容易；他不考虑，在棋盘上的不同棋子除了那只手在移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的运动原理；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原理，与立法者可能想要施加于它的原理完全不同”。（《道德情操论》），第380-381页） 自然，18世纪是紧随牛顿的伟大发现之后的一个世纪。牛顿宇宙观的科学和道德影响仍在辩论中，而牛顿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正在被应用到智力活动的一切领域中去。亚当·斯密不仅熟悉牛顿的思想，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甚至还写了一部天文学史，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