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逻辑下的村庄治理》.doc

发展主义逻辑下的村庄治理 ——基于皖北A县“富人治村”现象的分析【作者简介】冯小，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社区变迁与中国乡村治理转型　100094 　　【内容提要】发展主义的政策话语对基层政权与村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乡村基层组织为推动村庄较快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实践中发现了土地之于发展的重要性。“富人治村”则顺势而为，成为当前形势下村庄干部选用的主要标准，各地农村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富人主导型借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出现了“富人治村”的不可逆趋势，中低收入阶层被永久排除在村庄权力结构之外；同时这也导致了村庄发展资源的私化与乡村治理“去公共性”特征。 　　【关 键 词】发展主义；富人治村；治理逻辑；去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座机电话号码3-0068-06一、引言 　　“发展主义”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的许诺，已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社会所尊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1]而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兼具现实特征和理论色彩的话语符号也成为描述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和目标的重要表述。[2]在发展主义话语之下，推动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与农业规模化等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诸项工作便成了当前“三农政策”的核心命题与基层工作的核心任务。如果说税费改革前乡村基层政权的主要工作在于完成汲取任务，对乡村干部的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税收执行力，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权对乡村干部的能力要求集中体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致富能力”。这一思路典型地体现在农村基层干部培养上的“双培双带”，即，把致富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切实提高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的能力，切实增强党组织带领致富能人不断进步的本领。 　　“富人治村”是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的新现象。贺雪峰认为，所谓“富人治村”是在农村社会分化背景下农村中的先富群体尤其是那些老板级富人参加村政[3]。关于“富人治村”的原因，欧阳静从农村富人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出发，认为基层政权之所以将富人视为理想的村干部人选，原因在于这一群体具有较为丰富的财力资源和广泛的社会网络，有利于落实乡镇下达至村庄的各类行政和治理任务；[4]贺雪峰则指出“双带”及类似的“双强”提法，以及受此影响的干部选拔思路，为“富人治村”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合法性支持；[3]此外，袁松从当前乡村基层组织治权弱化的背景出发，认为设法吸纳富人来掌控基层社会是既有约束条件下一种维持和谐局面的权宜性策略。[5] 　　总体来看，既有关于“富人治村”的研究大多基于一种直接的结构功能论分析，即从基层政府当权者来看，“富人治村”是实现当前基层政权治理目标——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与政策的有效执行——的一种最优策略。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解释缺乏更为宏观因素的考量，实际上，正是当前发展主义的话语和政策对基层政权的发展速度提出了较高要求，而国家又试图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产业项目、农林水发展补贴等资源输入来构造村庄发展的外部体制，共同推动了“富人治村”成为当前农村表面上最为有效的治理形态。正是在这种宏观环境下，从沿海到中西部地区，“富人治村”成为了推动村庄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成为不可逆的政治过程。[6]本文以皖北A县四个村的“富人治村”现象为例，试图进一步展现宏观的发展主义话语如何使农村普遍呈现出了一种“富人主导型借地发展模式”，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讨论“富人治村”所塑造的村庄治理逻辑。 　二、“富人治村”何以可能 　　一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借地发展” 　　发展主义话语下，上级政权在制订发展目标时通常要求村级组织围绕村庄建设与产业发展两大任务做文章。在A县，这两大任务集中体现为新村建设与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也成为当地村干部一致认可的发展思路。然而需要指出的是，A县新村建设不是国家政策倡导的“新农村建设”，而是指在当地已蔚然成风的集村并居与旧村拆迁。如在笔者调查的夏村、孙村、黄村与吕村，所谓“新村建设”均是在“空心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名义下将原来分散的村社集中为现代住宅小区。这几个村的开发情况可见下表：在A县，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主要体现为招商引资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招商引资在当地较为常见，如吕村建设了“工业园”；孙村依靠村干部外出招商引资，扶持了一批小企业。但相对而言，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于当地政府而言更为务实可行。通过大力推动土地流转，当地许多村庄发展起了现代农业。如黄村与夏村通过土地整村流转，将全村土地流转给了种粮大户和外来资本。孙村主要采取引进资本，推动土地流转来发展黄桃种植，并借助国家涉农项目资金建设黄桃加工产业，目前已形成了较为成形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吕村更是激进地采取了土地整村流转的发展模式，全村通过“连片整治实现村民集中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