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和国家.docVIP

市民社会”和“国家”概念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如何使用“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他对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究竟是什么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切合历史实际地搞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显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样的研究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似乎还很少见。本文对马克思怎样从简单地接受使用——怀疑批判——扬弃创新“市民社会”概念直到最后使用新的唯物史观概念用以来阐述他新的哲学世界观之实际思想历程进行历史回顾，历史地再现马克思唯物史观这一19世纪人类最伟大思想发现的真实过程和内容，相信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并由此展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一、马克思早期的“市民社会”和“国家概念” 1842年以前，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受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鸠等人的“契约论”和黑格尔“理性国家”、“伦理国家”思想影响，虽然他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理性国家”和“伦理国家”看作客观精神绝对观念绝对理性的实现，也不承认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基础，但他依然是立足于“自我意识哲学”“个人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或理性自由来解释“理性国家”，并从黑格尔那里借用“市民社会”和“国家”概念探讨历史、国家和法哲学等问题。这时马克思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集中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混淆政治原则、伦理原则和基督教宗教原则，以宗教神权至上原则为官方无限权力进行辩护，批驳宗教是国家的自然基础这种封建的国家观。马克思当时认为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是人人生而平等、权力制衡、自由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理性原则，而宗教原则则是权柄神授绝对神圣、绝大多数人无条件服从极少数人的特权原则，是与现代国家的理性或理念相背离的原则。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归根到底是“自我意识自由”，但人的自由又只能是从人同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实现和理解，哲学上讨论的自由理性精神必须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而且哲学也必然要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变成一种实践力量，而这也就是哲学要面向尘世的现实，与尘世世界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由以实现哲学自身的不断扬弃和世界的不断合理化，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使哲学的“理论实践”这种“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使“自我意识哲学”从自身哲学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把世界从非哲学的宗教体系中解放出来，从而使非理性的世界存在和人本身变得合乎理性。[1]马克思总结性地说：“一个特定的国家对于外来的特定的神来说，就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的神来说一样，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2]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评论道，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令规定人们既不能一般地反对宗教，也不能特殊地反对宗教，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人们以理性主义的态度质疑宗教信条，反对把“自由理性”作为国家的精神支柱，而是“要让宗教信条按其独特的本性去决定国家……，要使宗教的特殊本质成为国家的准则”，而这与法令所宣扬的“反对把宗教信条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恰恰是自相矛盾的，[3]并且是只允许官方垄断的新闻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剥夺大众的新闻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把自由权力仅仅变成官僚的特权，拒绝人民对政府的一切批评，把本来应该是实现政治理性、法的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国家变成一个宗教国家，而且使代表政府行使书报检查权力的书报检查官先验地置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圣权威位置来限制人民的自由。这实际上是非法的最可怕的恐怖主义，是自己将自己置于法律奉为准则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置于自由理性国家的对立面。[4]马克思出于“自由理性国家”和“伦理国家”的理念认为，一切等级特权都是反国家反人民的，也是违背保护人民利益的法理原则的，自由不是某些明星人物和某些等级超自然的个人特性，而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每个人共同所有的自然礼物。人类本性就是普遍自由，人如果说自由有罪就等于宣判了自己有罪。只有享有特权并为拯救这种伴随人类进步行将消失的特权而努力的人们才会以自己的自由来反对别人的自由，才会披上神秘宗教理论的圣洁外衣以人的不完善为借口来反对新闻出版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并通过反对别人的自由使自己享有更多权力，使自己在立法执法中享有法外特权。由以可见，马克思这时实际上是从人的自由的一般本性和共同本质来论证必须反映和体现人这一本性的国家理性和法律制度，同时又以理性国家和伦理国家理念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特权制度，他的这些批判没有从根本上超出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国家学说的视野和范围，他所使用的武器正是资产阶级所一贯使用的“理性国家”、“契约国家”和“伦理法治国家”这些理论武器。“人性论”和“契约论”是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阶级的斗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