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企业伦理.docVIP

第一章 社会生活与经济行为的基本伦理标准 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与“道德人”问题，至今依然是经济界和伦理学界人士争议的话题。实际上，这一问题的“摹本”，导致我们今天经常从不同价值的层面来评价同一种行为和决策。也就是说，我们今日的社会，一方面，我们对于人的复杂性的表现尚缺乏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模型和理论，往往对于假设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的政策和社会生活中依然缺乏一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价值评价体系，足以引导我们的经济和非经济行为中的价值判断和评价不会发生自相冲突。 总之，我们面临着如何建立一个连接市场活动与日常行为的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的问题。而该标准又是我们社会政策具有内在价值统一性的基础。 一、问题的表现 随着经济活动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以及一些企业的良好表现，人们对企业形象的认识有了一些实质的变化。例如“无商不奸”的观念开始淡薄。不过，人们对企业的印象仍然是矛盾的。一方面把一些杰出的企业家看成社会的精英，另一方面则对一般企业家的评价仍然缺乏褒赞之词。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亦复如此，一方面，政策的制定倾向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对企业家的职业伦理缺乏信心，迟迟不愿意开放涉及社会责任的产业如教育和文化传媒领域的经营。两种评价始终存在。社会政策的表现也体现出两种评价的特点。而在社会总体的价值观上，经济领域日益加速的产权保护与对自私的贬斥之间，始终难以协调。 市场行为的独特性，使人们在涉及经济利益时本来所具有的作为社会成员的道德同情心似乎遭遇抹杀的困境。于是乎，许多民众认为，经济发展一定要付出道德的代价。在企业界，也曾经盛行关于原始积累阶段的“血腥”事实不可避免的言论。但是实际上，这些只是事情的表象。 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也包括亚当-斯密都没有在人格上分裂为冲突的两个部分，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区分是一种学理上的主张，而不是人格上的不连续。相反，正是同一人格的两个层面构成了无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从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设入手。 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是一种把人作为懂得自利的理论模型的需要，也大体符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是，社会中实际并不存在典型的理性人和经济人。我们假定理性人或经济人有充分的动机以自利，并且经济活动也在伦理上要求他们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是，经济活动不是一种孤立的活动，经济活动与社会交往活动密不可分，所有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在文化环境中活动，也受到文化的深远影响。因此，在任何信息的采集和决策方面，经济活动都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活动。对市场活动主体的人格评价亦复如此。正因为如此，有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个是，虽然我们可以假定市场运行中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起调节作用，自利的活动最终促成多赢的局面。但是，自利的活动并不妨碍依据伦理的准则形式。也就是说，自利是一种伦理准则，可以和道德同情心以及助人的高尚情操并存，只不过，在经济领域，职业道德的直接义务要求抑制以助人的行为来代替求利的行为。因此，在市场领域中的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划分和角色定位既是合理的，也是合乎道德要求的。因此，二者不是一种矛盾体。另外，经济学中的“自利”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因为，第一，即使所有人都在本性上存在自利的动机，但实质上许多人并不懂得真正自利。能否做到自利，并不取决于动机，而是取决于判断能力和实践能力。也就是说，自利是一种假设，不是一种经验的归纳。第二，与此相对应，自利涉及到局部和整体、长期和短期，把急功近利作为自利能力的表现是不合宜的。 因此，对自利的不同评价实际上是学科观察和研究的视角不同所造成的。实际上，经济学中对一些复合概念的抽象化和单一化过程，虽然便于他们追求精确化的结果，但往往限定了该概念的使用范围。（这也是近年来经济学过于数学化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著名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结合社会科学的模型理论和哲学推理方法时，最终对模型应用范围代替选择理论中的决策复杂性，包括对最小最大利益选择的心理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评估。这在涉及博弈理论的应用时尤其显著。例如，现代一些经济学家在以博弈论解释社会现象尤其伦理问题（包括诚信）时，经常超越了概念的使用范围，违背了对模型限定使用的逻辑。例如，经济学家假定赌博博弈是一种零合博弈，即双方的利益相加等于零。但是，这种假定在实际境况中是没有应用价值的。第一，任何社会情境中的赌博博弈，其价值不能完全归由博弈双方的筹码来决定。双方在赌博中的乐趣，正是博弈的一种价值。第二，任何赌博的博弈，如果纯从经济利益来计算，恰恰是亏损的，包括机会成本、手续费、税费等等的计算。第三，赌博的博弈虽然各方以结果的输赢为主要考量，但其心理的表现远远超出对赌博博弈的性质的理解，都带着一种投机心理。而这种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