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doc

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nbsp; ;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nbsp; ;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着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nbsp; ;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核心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nbsp; ;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