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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章八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1、“主文而谲谏”－－“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盖汉儒解诗，基本上是探寻其象征意义。而诗之象征意义并非诗的形式与所象征的对象真有什么同构关系，这种象征意义乃是一种人为的阐释的结果。这种阐释活动在春秋时即已十分成熟而且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在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人人能够理解其真正意思而无歧义就说明了这一点。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这种阐释乃是士人阶层欲以道德价值规范社会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与先在的文化资料主要是西周贵族阶层所创造的礼乐系统这一特定文化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汉儒之所以“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此语初见于《汉书·儒林传》王式语）并沿着这条思路说诗，是他们当时的社会境遇所决定的。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淮南子·泰族训》：“《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 《论衡·商虫》：“‘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伤善，青蝇污白，同一祸败，《诗》以为兴。”（《小雅·青蝇》）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2、诗乐既是特定社会状况的象征形式，又反过来影响着某种社会状况的形成。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相近的论述还见于《礼记·乐记》） 前半段讲象征，后半段讲影响。逻辑上是不通的。这反映了汉代诗学理论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认为诗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并非有意安排：“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另一方面又认为诗是一种向上规谏君主，向下教化百姓的工具。这种理论矛盾又反映着汉代士人心态的矛盾冲突。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3、关于“比兴”。 汉儒沿着“主文而谲谏”的思路说诗，因诗中多有鸟兽草木之名，故而须立“比兴”之说以解之。 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春官》注）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这都是汉儒对“兴”诗的具体解释，这是一种合法性的“误读”，是特定文化历史语境的必然产物。孔子的“兴于诗”与“兴观群怨”之说均不如此释“兴”之概念。今人王先霈先生认为“兴”在诗中的意义在于，它能够起到将读者从现实关怀中提将出来，进入审美心境的作用。此即西人英伽登等人所谓“预备情绪”之作用也。颇为近理。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4、诗本于情性，亦复作用于情性。 《毛诗序》：“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汉书·礼乐志》：“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和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 这是汉儒对诗之本体的准确把握。“情性”不等于情感，它是人的天赋之性与本然心态。强调“情性”之于诗的本体意义，即等于强调诗与人的生命存在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很有深度的认识。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5、汉儒的审美价值原则。 《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史记·屈原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总之汉儒是主张诗文应具有有节制的美，使内外相符，体用无间。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6、对屈原的评价。 王逸：“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楚辞章句序》）又：“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离骚经序》） 这是从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政治功用与审美功用两个角度对屈原的充分肯定，是较为中肯而通达的见解。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班固说：“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其文弘博雅丽，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离骚序》） 这里从儒家立场出发否定屈原之为人而肯定其文采，亦言之成理。 经学时代的诗学观念 总之，汉儒的诗学观念乃是其经学观念之折射，可以说是一种基于“通经致用”原则的象征主义诗学阐释学。然而，汉儒毕竟明确意识到诗文审美价值的存在与重要性，故而试图将诗文的工具主义目的与审美特性统一起来。所以，汉代的诗学理论虽是以经学为基础的，但也已流露出审美意识的自觉，从而为魏晋六朝审美主义诗学的大兴作好了铺垫。这意味着，汉代士人不仅意识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即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