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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视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视 二、动员形式的选择与惯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已经成熟，在土地改革运动的纠偏中，十分清醒地批判了农业社会主义，对阶级划定、土地分配、整党建政等重大政策作了严格的规定，以防止动员过程中的过激行为，尽量减小变革中的社会振荡，努力把群众运动引上正常的生产建设中去。由于对群众运动控制能力提高，群众自发斗争的作用被极大地降低了。 　　许多迹象表明，毛泽东曾设想和平建设时期应以国家政治生活正规化取代战争年代惯用的群众运动式的突发动员，至少要使群众运动规范化，通过整顿组织、整顿纪律和整顿制度，加强中央的统一集中领导。中共中央多次就各级基层政权建设和整党建党工作，以及青年团、妇联、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建设发出指示，以便用国家政权和群众团体的经常性工作，承担群众运动的动员作用。特别是在工作重心移到城市后，已较深刻地意识到“完全搬运农村斗争方式”解决城市及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是“非常有害”和“不妥当的” 。 　　 1950 年 6 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为完成会议确定的主要任务，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提出了八项工作。一些工作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整风等项，虽仍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但要求统一领导；另一些工作如财经、军队复员、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文化事业的改革、城市失业救济，以及统一战线和民主建政等，更为强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地谨慎地开展。尽管会议精神如此，但由于正规化程度有限，加上动员是在许多组织尚不健全、对象尚不熟悉的区域内进行，所以，仍然沿用群众运动的习惯动员方式。此外，当时为生产救灾开展的节约互助运动、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运动，以及军队中的学习文化运动，也仍旧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综上，尽管新中国伊始，百废待兴，各项工作都需要充分的社会动员，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动员形式可供选择。 　　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自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始。毛泽东深知“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经济落后、装备较差的中国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充分发动全国人民。动员的特征，就是全社会范围内结合土地改革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兴起。其中，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完全采用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方法，即广大人民群众控诉、检举和自动捕捉反革命分子。总的来看，三大运动相互关联，互为条件，大运动之下还有单独的、或相交叉的子运动，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动员网络，整个国家的重大工作，都在其中贯彻执行。随着三大运动的顺利迅猛发展，针对运动中的新问题，中央又发动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进行全党大清理和回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五大运动的目标，可以说基本包含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内容，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了奇迹。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特征之一是在群众运动中划分了新的社会政治结构。运动的性质和界限，对各社会阶级、阶层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严格限定；在人民内部、即使是在工人阶级中间，也要根据对运动的态度和表现加以组织区别。组织化的另一特征便是党和政府对于社会的动员能力大大加强。毛泽东在领导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把运动的方法总结归纳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运动的阶段性划分逐步固定化，以往很难把握的社会运动程序化，使得群众运动易于发动和掌控，一些尚不熟悉的新工作新任务也就可以用运动的方式去完成，运动也成为解决领导机关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的主要手段。任何一种运动都是网络系统中的一部分，采用的都是同一的运动形式，所以不难达到“毛主席党中央一声号令”，“运动就立即在全国展开” 。 　　应该看到，建国初期进行的五大运动的轴心仍是阶级斗争，频发的生产运动构成是运动的目标，试图通过阶级斗争的动员形式来加以推动。虽然“三反”、“五反”运动主要是在人民内部进行，但在解释上则是阶级斗争的延伸，而且是正在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越来越尖锐化的阶级斗争。因而，尽管对运动有了更为严密的政策、法令规定，但在实际运动中却往往得不到尊重和执行，为要发动群众而制定的硬性斗争或生产指标，也会自行搞乱政策界限，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事实上的无法可依。运动进程中“先批右后批左”的怪圈，仍然反复出现。 　　社会动员的巨大成功，助长了中共中央对于局势的乐观估计，工作步骤越来越快。甚至以前认为必须长时期进行耐心细致工作的思想文化变革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也都先后采用了群众运动的形式解决。 1952 年，毛泽东在元旦祝词时的心情，肯定与一年半前“不要四面出击”的谨慎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 6 月 6 日，毛泽东在对统战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断言，中国国内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