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世上叶围绕“东方问题”产生的大国关系模式.doc

19世纪上叶围绕“东方问题”产生的大国关系模式 本文摘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任羽中、陈斌，原题：《试析19世纪上半期围绕“东方问题”所产生的大国关系模式》 历史规律表明：强大军事帝国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征服和领土扩张，这一过程不仅使其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以维持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帝国财政的收支平衡，而且给其注入一种不安于现状、不断向上攀升的进取精神（Aggressive兼有两种含义：进取的和侵略的），确保了帝国的内聚力；一旦扩张由于某种原因被迫终止，它所带来的战利品和相伴而生的进取精神也就无法保持，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就会象定时炸弹一样爆发，国家精神上的分裂之后便是帝国的逐渐衰亡——帝国的外部敌人和内部反叛者将对帝国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如果他们足够强大，帝国的肢解将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运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规律的最好例证。这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持续扩张几个世纪的大帝国在向西扩张受到阻遏之后，无可挽回的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与奥斯曼帝国衰落同时，北方的沙俄帝国、西欧的英国和法国却迅速崛起，神圣罗马帝国遗产的保有者——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奥地利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实力，而作为“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的普鲁士，扩张事业也蒸蒸日上。这与封闭、僵化、破败的奥斯曼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奥斯曼帝国精神上的解体过程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至18世纪末，肉体上的解体过程也提上了日程。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由昔日咄咄逼人的雄狮沦为刀俎上任人宰割的鱼肉，更为确切的说，它现在是一头被一群饿狼包围的孤羊，接下去将演绎一幕古老的“狼和羊”的悲剧故事。所谓的“东方问题”就是这出悲剧的正式名称。 东方问题，也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逐渐成为整个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主题之一，也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在19世纪上半期，东方问题更是欧洲大国关系中的焦点，围绕它形成、发展了一种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大国关系模式。本文即试图从国家与国际体系两个层面对之展开分析 行为体层面的分析 东方问题主要涉及五个国家：土耳其、俄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还可以加上土耳其的属国埃及（埃及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论着中往往被忽略，但它其实恰恰是东方问题棋盘上一颗重要的棋子）。我们可以把上述六国分为三类：承受方，土耳其和埃及；力图改变现状者，俄国（最主要的角色）和奥地利；力图维持现状者，英国（主要国家）和法国（应该预作申明的是，这里的“改变现状”“维持现状”都是从总体上进行的特征描述，并不排除在具体细节上的例外）。这三类国家构成了一种“大三角”式的格局。在每一类国家内部，也有互动的关系，或为冲突和争斗，或为合作与协调，或两者兼而有之，杂糅成一团。 先看沙俄帝国。按照彼得一世制定的扩张计划，俄罗斯要南下打败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黑海两海峡，打通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航道。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之时，发动了两次俄土战争（1768－1774，1787－1791），东方问题也由此拉开序幕。这两次战争使土耳其丧失了黑海北岸的全部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刻赤海，还失去了多瑙河两公国的部分主权。俄国商船可以在黑海上自由航行，甚至获许通过博斯普罗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终于夺得了其梦寐以求的南方出海口。但是对于扩张成性的俄国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它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占领土耳其的国都君士坦丁堡，把它变成帝国的“沙皇格勒”。其实夺取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历代沙皇的梦想，除了情结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这两点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着作中已有充分论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妄想着恢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俄罗斯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于1472年同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在索非娅影响下，伊凡三世采用了拜占庭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他的徽章。伊凡四世更以拜占庭帝国的后裔自居，在拜占庭帝国灭亡（1453年）的百年之后自称沙皇（“沙皇Czar，Tsar”源于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号“恺撒Caesar，Kaisar”）。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对沙俄帝国南下战略的意图一览无余。由于以上诸原因，俄国在东方问题上注定是一个改变现状派，而在1806——1856这五十年间，俄国就发动了三次大的对土战争，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片土地和大量特权。 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上抱有与俄国同样的野心。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奥地利给自己蒙上了一层“调停者”的面纱，给人造成一种持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的印象。在危机时刻，奥地利总是呼唤国际调停和倡议召开国际会议，乐于充当热情洋溢的会议主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奥地利还奉行追随俄国的政策，甘当俄国的“小弟弟”。在俄国人吃肉时，奥地利人也能喝上汤，双方利益均沾，各得其宜。1833年，俄奥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