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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中，谁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所受的剥夺如何补偿？工人的低工资有福利补偿，三十年积累得巨大国有资产，没有转移到个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时期改革的资本。20年来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性充分体现出来。解决的办法，我的想法有三个。 　　第一个建议是将农民组织起来。20年的改革开放，完成了一个过程，劳动的雇佣化过程，不管这个劳动是在私人资本、外国资本还是国家官僚资本中。这三种资本性质不同，但在雇佣劳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个过程的完成，要求我们将政权力量能否保护劳动的问题提出来。当然，我们有《劳动法》，但它能够提供多少保护？所以，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其弱在于分散而无组织，如果组织起来，它是最强大的阶级，因为他人口众多。1848年2月，法国的小农占法国人口的65％。当时搞民主选举，结果农民们把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选出来，选出来一个皇帝。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因此，总的来讲，整个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红利如果只让某一个或几个阶层独占，另一些阶层得不到好处，甚至还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发展战略是维持不下去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中国问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必须要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由。如果贫富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地方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那个时候，中国就要乱了。看《邓小平文选》3卷本那个谈话，大意如此，略有词句上的混乱。 　　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和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表面上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提供产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地位决定的。比如说工资水平，表面上取决于劳动者的供求关系，实质上这是谈判的结果。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谈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劳动者结合起来组成工会同资本家进行谈判，工资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场上的平等交换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它看，决定交换的价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地位。 分散的亿的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农副产品价格比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谈判能力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税费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权利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者，即资产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权力。所以，我讲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条是组织起来。至于如何组织起来，谁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能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的地方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的地方民主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学术界、舆论界将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持？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希望诸位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 当然，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把每个人都转变成为爬升动物，每个人必须为了自己不断地向上爬升，争取名利和地位，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但是这种爬升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必须正常有序地向前发展，中高层的职位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满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的爬升需求。这个过程有可能被中断，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信号。今年有145万名大学毕业生，据说有60多万人参加研究生考试，这是延缓毕业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资源浪费。明年可能有将近200万、后年265万毕业生，你爬得动吗？所以，关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事情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个建议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向农业征税收费，通天之下，没有这个道理。这里我指的是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五十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任何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与其说是增收，不如说减负，减负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们现在的农副产品价格仍比国际价格高出20－30％。也就说入世以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会从国外来获得更优质的粮食。其实这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