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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中长子形象分析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有一类人物活跃在人们的视野里，那就是长子。他们生于封建家庭中，身上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悲剧性。他们身上又有着各不相同的人生抉择，从而构成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现代文学 长子 悲剧性 人生抉择 特有价值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文化的转型时期，处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封建家庭自然也受到了新文化的冲击。中国封建家庭的旧思想逐渐开始被传入的新思想所侵入，新思想唤起了沉睡的青年人，他们开始追求新文化、新观念。无论是对于封建家庭还是对于社会国家，他们开始要求民主，要求自由，不愿再被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思想观念所禁锢。他们渴望做自己的主人，渴望做社会的主人，渴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封建家族体系开始逐渐瓦解，旧思想开始与新思想进行殊死搏斗。 　　在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中，老一辈的人代表的是顽固老化的封建旧思想，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的新思想。然而处于新旧文化中间的却是封建家庭中的长子。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的高觉新、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等，正是处在新旧文化碰撞的中间地带，他们是逐渐瓦解的封建家庭中的长子，也是新旧文化的承载者。这一系列的长子身上，有着共同的悲剧性，同时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抉择，从而形成了长子形象的特有价值。 　　一、共有的悲剧性 　　长子在封建家庭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因此他们受着所谓整个大家庭的“宠爱”。这种“宠爱”是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他们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种“宠爱”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必须履行的对于整个封建大家庭的“责任”。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新旧文化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长子更是被推到了封建家族制度瓦解的风口浪尖。他们一方面接受着传统的封建家庭旧思想，一方面又受到新思想的熏染，他们不完全代表旧文化，也不完全归属于新文化，他们处于新旧文化碰撞的中间地带，而这个中间地带正是现代文学中长子所处的灰色地带，也就是悲剧境地。笔者认为这种悲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封建旧制度的遵循;第二个阶段是在被迫接受旧制度之后，特殊的环境或历史时期使他们变为矛盾体;第三个阶段是变成矛盾体之后，产生一系列的变故。 　　（一）封建旧制度的摧残 　　封建旧制度活生生地把有志气、有理想的青年人给打压下去了。为了所谓的孝悌，这些长子不得不服从家里的安排。这些长子大都自幼聪慧，在家里又备受宠爱，人们也都说他们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 　　《家》中的高觉新，他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在中学时成绩优秀，又对化学很感兴趣，他打算毕业后去著名的大学深造，还想到德国留学。他有着一切同龄的青年人所有的梦想，他是一般同学最羡慕的人。然而就是在同学最羡慕的时候，他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仅仅是因为爷爷想要重孙，父亲想要孙子，他就要成家，跟一个不认识的，连面都不曾见过的女子结婚，而这个女子是父母通过拈阄的方法确定的。仅仅是因为父亲想在家休养，他就要帮忙料理家事，在他最需要、最渴求知识的时候。他的梅表妹、他的化学、他的爱情、他的理想，都被封建大家长的专制给扼杀了。 　　专制主义的封建家长统治，一切都是家长说了算。作为长子，需要做的只是服从，不容质疑、不容反抗。觉新为了“孝悌”，选择了沉默地接受祖父、父亲的决定。曾经令人羡慕的有理想的青年已经被这个封建家庭摧残得没有目标、没有幸福。 　　《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他有点女性，在行动上喜欢全盘的体谅。”[1]他体谅他的祖父，体谅他的父母，体谅他的弟弟，就连他自己的婚姻，他也选择体谅、选择妥协。他并不是不明白恋爱神圣、婚姻自由那一套，他也知道不应该一辈子都拴在一个他所不爱的女子身上，但是他替父母着想，替他的未婚妻着想，娶了父亲为他定下的“韵梅”。在思想上，他与老三瑞全相近，甚至比老三认识得还要深刻。但是在家里他不愿意时常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不愿意说出自己心中的痛苦和难处，他只愿体谅别人的难处。当他看到他的顺从给祖父与父母带来的快乐，他会感到一点骄傲，这种骄傲是用他的牺牲换来的。 　　他的体谅、他的顺从、他的腼腆、他的平和是家庭环境和自己的长子地位造成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家庭，瑞宣的父亲天佑不常在家，母亲又多病，瑞宣作为长子长孙，理所应当地挑起了照料这个大家庭的重担。既要照顾到年迈的祖父的心情，又不能让父母多费心，还要对下面的两个弟弟进行教导，更要对两个孩子和妻子负责。他是家里的中心人物，因此他不得不权衡整个家庭，他不得不顺从，不得不委屈自己。封建家庭的旧思想毒害了他，让他以为作为长子，就应该这样做，就必须这样做，牺牲自己的感受，博得全家的欢笑。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生于书香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