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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厢记》《牡丹亭》中看女性意识的觉醒 汉语言文学专业 郑志梅 指导老师：段春旭 摘要：《西厢记》和《牡丹亭》被誉为我国古典戏剧的“双壁”，不仅因为它们突破了前人关于爱情婚姻的主题内涵，还在于它们成功塑造了崔莺莺和杜丽娘这两个各具时代特点且具有叛逆精神和个性精神的艺术形象。文本从时代背景和作品入手，对二者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进行解读。 关键词：崔莺莺；杜丽娘；女性意识；爱情婚姻 《西厢记》的雏形始于唐朝元稹的《莺莺传》，以后金朝的董解元写了《西厢记诸宫调》，直到元朝王实甫的再创作，《西厢记》才最后定型为杂剧，使之“成为我国古典戏曲中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罗曼·罗兰在他生活的时代感到窒息，于是他呼唤着：“快打开窗户吧，让自由流通的空气吹进来！”读王实甫的《西厢记》，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全剧以满腔的热情，表现封建叛逆者的爱情，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明确地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终成眷属” 的进步思想，为沉闷酷郁的元代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 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问世后，立即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出现了“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的盛况，这是我国文学史上《西厢记》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全剧贯穿了“情”与“理”的冲突，剧作通过杜、柳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的爱情和要求个性解放的斗争精神。 作为我国戏剧艺术长廊中的典范，《西厢记》和《牡丹亭》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孟称舜在《柳枝集〈倩女离魂·楔子〉眉批》中亦云：《西厢记》和《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它们突破了前人创作中关于爱情婚姻的主题内涵，还因为它们分别成功塑造了崔莺莺和杜丽娘两个各具时代特点的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深化，感受到了不同时代女子的心路历程和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同时，不仅促使当时和后来的更多女性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命运，也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去关注她们所生活的特定的时代。 一 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女性意识的自觉觉醒，首先体现在对爱情的追求，对配偶自由选择的权利上。《西厢记》中塑造的崔莺莺是一个美丽、善良、娴静“针黹女红，诗词书算，无有不能” [1]（p.34）的相国小姐。但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p.42）的礼教约束下,她的命运同众多女子一样完全操纵在封建家长的手中。当她与张生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彼此都为对方的容貌、才学所吸引，并真诚地相爱。但张生却是“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 [1]（p.35）的一介寒士，这不符合郑老夫人门当户对思想。且崔莺莺早已由父母作主许给了郑尚书之子郑恒，两家门弟相当。崔莺莺深深懂得，这是她“理”当遵循的人生轨迹,但莺莺正值妙龄，既定的生活之路使她无法排遣自己的青春苦闷，“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1]（p.35），正是她女性意识萌发的反映。她爱上了张生，陷入了极度的矛盾苦闷之中，于是，就萌发了拥有自主婚姻的生活梦想，这也成为其叛逆的精神动力。 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与崔莺莺一样，同样是才貌出众的闺阁小姐，她整日“长向花阴课女工”一生只接触到两个男人：一个是严格管制她的父亲，一个是迂腐的老头子陈最良，接触不到其他男性。而礼法，家规，女戒等像一重重枷锁紧紧套在身上。父亲请秀才教她读书，希望女儿能在“后妃之德”的经典学习中成为符合社会远东的淑女。可古老的恋歌《关睢》却唤起了她那潜伏于心的爱情。“关了的睢鸠，尚然有洲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因此，她违背了“凡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游空冷无人之处”的家训，到花园中游玩。花园中的美景唤醒了她青春意识，而春香的无心之语“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更让她幽怨横生：“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目谁家院落！”[2]（p.53）她婉惜的不是残春，而是生存的荒芜和空虚。“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2]（p.54）自然的生机唤起了她的情爱，女性意识的萌发使她不满于自己生活的单调，苦闷，让她开始积极主动地去追求理想中的爱情和幸福自由的婚姻。由此可见，崔莺莺对于张生，是由“情到欲”；而杜丽娘对于柳梦梅，却是由“欲到情”。她并不是先爱上柳梦梅，才有冲破“男女之大防”的选择，而首先是难耐青春寂寞，因自然涌发的生命冲动引向与柳梦梅的梦中幽会，由此蕴育了生死不忘之情。这种对于封建礼教的冲击，它所包含的人性解放精神，无疑要比一般地歌颂爱情来得强烈。 二 女性意识的发展在崔莺莺身上主要表现为对平等爱情婚姻的追求。首先，在崔莺莺的眼里，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积淀形成的“门当户对”、“夫贵妻荣”、“一夫多妻”等婚姻现状，是让人厌恶的，她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