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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汉译》看翻译策略的变迁 《圣经》1、精神与政治的转折：古代史是一部埃及、波斯、希腊、和罗马史，而基督教使则是现代史。2、一种文化基因代码：《圣经》中记叙故事、文化、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大量成语、格言、谚语。3、翻译策略下历史背景的影射：通过对比同一原本在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译本，可分析其翻译策略，追踪到时代背景。4、跨文化交际语料：研究各国《圣经》译本，对翻译进行对比分析，探析各国语言文化之间的异同，可达到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目的。 《圣经》中译四大译本群深文理浅文理（半文半白）白话文（官话）现代汉语、汉语各方言版译本群下的子群 深文理（文言文）译本群包括：“巴设译本”、“马士曼译本”、“委办译本／代表译本”、“裨治文译本”等共２４个译本； 浅文理译本群包括：“包约翰和白汉理译本”、施约瑟的“二指版”等共４个译本； 白话文／现代汉语译本包括“官话和合本”（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等共３１个译本； 汉语方言译本共７９个译本，其中２８个吴方言译本、２８个闽方言译本、８个赣方言译本、８个粤语方言译本、７个官话译本。 在华传教士早期《圣经》翻译 欧洲主要的民族语(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圣经译本的出现均晚于中国的“景教本”。唐至元而明清以降时期，西方圣经译者使自己的宗教概念“本土化”采取三种方法：1) 用“经”命名自己的典籍,以示《圣经》与中国经典和佛教经典具有相当的文化地位。 2) 借用现成的佛、道概念介绍自己的主要宗教概念。如用将佛、道两教通用的词汇“天尊”指“上帝”; 涉及教义概念的关键词则借用现成的佛教概念和名词,如“妙身”、“慈航”、“真宗”、“功德”等。 3) 采用音译翻译重要圣经人物的名字。耶和华音译为“ (慈父)阿罗诃” ,摩西音译“牟世”。翻译中总有偏颇之处，后随着唐玄宗灭佛，景教所翻之经也一同消逝。罗明坚、利玛窦选取性《圣经》中译耶稣会在华采取“上层路线”、“适应政策”，尊重中国思想文化，包括传统习俗风俗。 摘取性翻译主要原因就是罗马天主教当局独尊哲罗姆译本而禁止将《圣经》翻译成其他民族的语言。 明末时期，在上层士大夫中推行“知识传教”方针，科学先行，兼顾中国读者群的接受程度-传教效果更稳固持久。翻译中实例：只摘录一些《圣经》经文，介绍“上帝”基本概念和教义，在传教时对“三位一体”，“受难”、“复活”等避而少谈，多取于意，不拘原文。深文理译本群-白徐译本清代康熙年间天主教传教士白日昇和中国四川文人徐若翰合译的《圣经》新约，是目前已知的最早中文全译本。翻译策略： 面向广大的信徒群体和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以参考其他国家《圣经》的翻译经验与策略为前提，以及西方传统翻译策略的采用（口头形式，布道式），照实翻译《圣经》而无个人话语的添加，徐若翰则进行笔录，对白口头翻译出的句子进行润色，四年时间两人致力将新约合译成“适应于士大夫的学者式语言。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 18世纪末,贺清泰以北方口语与浅近文言并用进行翻译，使《圣经》翻译走向良性轨道。翻译策略： 《圣经》本是“天主”教千万“愚昧的人”学道理、行道理的书,译者只能“合对本文,全由不得人或添或减,或改说法” (再序 )，即绝对忠实《圣经》,对圣经原文亦步亦趋,不去考虑读者的理解能力。 贺设计出补充手段让译文读起来流畅、易懂。如用“大字”表示正式译文,添加“小字”来补足意思。此外,贺清泰还发明了“圈点” ,用来标记原文的理解难点,把注解写在完整的译文之后。 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 贺清泰的“圣经之序”和“再序”是圣经汉译史上现存的最早探讨圣经汉译问题的文献,涉及五个方面: 1) 圣经文本观: 《圣经》“乃是天主之意,天主之语” , 为“大道”; 2) 圣经翻译观: 翻译主体要“虔诚敬慎” ,不得背离“《圣经》本意”; 3) 圣经翻译原则: “惟图保存《圣经》的本文本意” ,不遵照目的语的语法规范; 4) 译文篇章体制: 以“大字”代表《圣经》的本文” ,“小字”只是夹注内容;模仿中国的篇章标记传统,用“道” (线)和“点”标记不同类别的名词; 5) 目的语读者的反应: 读者有两类,均须照顾: 直译的“大字”面向第一类读者; 正式文本之外的技术处理照顾第二类读者。 马礼逊: 译者的双重责任 其赞助人“大英圣书公会”对其圣经翻译提出明确要求: 译文应忠实原义,使中国人能够理解,并博得中国人对《圣经》的尊重。“忠实原文”：希腊文“公认经文”（“钦定本”《新约》的翻译基础)和“钦定本”当作翻译蓝本的同时,还参考其他几个译本。 “通顺”、“可读性”： 马礼逊最终认定,结合了中国典籍注疏和《三国演义》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