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巧：略城乡一体化格局下的土地流转.docVIP

陈爱巧：略论城乡一体化格局下的土地流转 ? 项目 时间 征地款 （元∕M2） 房屋造价 （元∕M2） 房价 （元∕M2） 毛利 （倍） 纯利润 （%）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20 300 900 3 200 2000年-2004年 27 400 1500-2000 3.75-5 275-400 2004年-2008年 31 550 2000-4000 3.64-7.27 266-627 2008年至今 36 600 2500-5500 4.17-9.17 317-817 建设用地的供给方式有划拨和出让两种。前者按原用途补偿，被征地农民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后者实为地方政府操办，农民被排除在土地的增值收益之外。 必须采取措施扭转“征地拆迁”矛盾重重的现状。“征地拆迁”前，必须开好有征地拆迁户参加的听证会，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城乡一体的），让补偿标准与市场经济发展合拍且及时调整，确保补偿款及相关款项及时、足额、直接发放到征地拆迁户手中。严禁强征强拆。 3、必须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 大家知道，“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还须依赖于农村人口的减少。 农村发展的许多问题都归结为土地问题。农业人口不能真正融入城镇，土地流转终难成功。只有当多数农民成为市民，土地才有实际意义的流转。 城市和用工企业是得了 “人口红利”的。农民工现象掩盖着这样一个秘密：城镇以低付出买到了乡村劳动力的黄金时段，而由农村负担劳动力的培养成长费用及失去劳动能力后的养老费用，乡村流失了劳动力培养成长及养老费用。城镇无偿地占据了这部分隐性流失资金（更详尽表述见本人《农村贫穷根源在于资金流失》，《乡镇论坛》2005年第12期[上]）。 农民工进城不应仅是为了生存，应让他们有体面的生活。据专家调查测算，因租住房子、暂住证、子女借读费、各种名目的赞助费等等构成的“打工许可费”，农民工每年给城市带来的“户籍红利”不少于12134亿元。 4、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工作岗位，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创造条件 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镇，城里要居住地，乡村又保留有住房，长期两地奔波，不仅使宅基地利用率下降，而城里人靠出租房食利过日，给农民工造成强烈的心理反差。无序流动既浪费资源又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压力。 研究发现，每千人口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公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就高；服务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小。“据测算，一个年接待游客10万人的休闲农庄，可实现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直接和间接吸纳300多农民就业”（2）。“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让劳动力就地转移，对增加就业，调整收入结构，降低基尼系数，促进社会和谐有积极意义。 5、防止利用土地流转圈地洗钱 在刚性支出需求下，地方政府特别热衷“土地财政”。受土地市场极大的极差地租诱惑，大量圈地现象甚至漫延到各部门各单位。与此同时，名目繁多的开发，不仅地被圈了，还成为一些黑手洗钱的极佳手段。如本人所调查的一个万亩果园开发，大片山地被圈，农户年得租金加进园的打工收入抵不了原山上林木油茶等收入。而山地征过来后都被“有钱人”“租”走了。暴利驱动下“以租代征”愈演愈烈，2007年上半年，国土资源部“百日行动”查出的土地违法面积竟高达100多万亩。 三、土地流转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1、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民，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主要是通过土地界定和制定、完善政策来体现，使土地流转遵从“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流转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有序进行。 土地流转的经济学实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矛盾的焦点是“效率与公平”。各方在这一资源重新配置的博弈中，目标理应一致，即共同努力去实现“帕累托最优”。政府应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去考虑资源的有效利用，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不是热衷于“土地财政”的眼前利益而增大社会成本。对相关的法规制度要进行梳理，如《宪法》、《物权法》、《税法》、《公司法》、《土地管理法》等，通过法规制度来创造利于土地流转的良好环境。“让地权所有者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全过程，主导土地要素的定价权”应成为一种制度，确保整个土地流转过程及今后流出方的基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2、调整分税制 目前的税制结构与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利用资源、抑制食利阶级产生的现代理念相距甚远。分税制实施后，越往基层可用财力越小，导向地方政府热衷“土地财政”。因此，有必要调整分税制比例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让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匹配，真正体现责权利相统一。 3、建议设立土地占有税 必须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经营者的角色，使之从土地的交易和级差收益的上涨中获得长期而有保障的税收。 笔者在参与农业税专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