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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降清知识分子与满清统治者关系的演变
杨 银 权
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 陕西 宝鸡 721007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依附性特点决定了其人必须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和许可下才能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理想,所以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往往是以统治阶级的需要为转移。在统治阶级需要他们为政权建立和巩固出谋划策的时候,是他们才能得以施展的时候,也是他们和统治阶级关系的融洽期;一旦政权巩固下来以后,统治阶级为加强专制王权,从而开始限制知识分子的权力扩张,此时,他们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恶化,处在了统治者的严厉约束之下。降清知识分子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也是如此,经历了一个由密切合作到逐渐疏远乃至于最后的严厉批判和打击过程。
关键词:降清知识分子 满清统治者 关系演变
清王朝统治者与归降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清初,也是当今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话题。他们的关系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这是因为:一方面,降人的投降行为被认为是气节所亏。另一方面,是因为清朝统治阶级从巩固自身统治出发,在乾隆时期大力讨伐这批降清的知识分子,目的在于倡导一种忠于王权的风气。故而,关于降清知识分子与清初统治者的关系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禁区。然而,不能够正视他们的关系问题,就无法如实地揭示和反映清初的历史事实。因为研究和正确评价他们的关系问题,不但可以如实揭示清王朝定鼎中原的过程,也可以充分反映和揭示知识分子以道自任的历史使命感,以及知识分子在专制集权下的依附性特点。大致来说,清朝统治者和归附知识分子的关系经历了这么几个演变过程和阶段:即,努尔哈赤时期的屠杀阶段;清太宗时期的大量招抚;顺康时期的继续任用和约束、疏远阶段;乾隆时期的严厉批判阶段。
一 屠杀阶段——努尔哈赤时期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了后金政权。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后金就遇到如何对待和处置当地汉族人民的问题。在努尔哈赤建立政权之初,他还是比较重视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他们的效力和支持,然而,在知识分子的建言与统治者的意见相左时,政策就发生了急剧变化。当时的措施:一是大规模地屠杀;二是把大批汉族人民分给八旗贵族和将士为奴隶。这也就是后来皇太极所概括的“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卷40)的政策。如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占抚顺地区之后,“论将士功行赏,以俘获人口三十万分给之”[1]卷5,一次就分赏了三十万,可见当时汉族人民沦为奴隶人数之众。
关于屠杀汉人的情况,在清代官方的记载中极为简略。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在致明朝总兵祖大寿的信中,虽也坦率地承认:“至辽东人被杀,是城有之”,并表示“心亦甚悔”[1]卷10,但终究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然而在朝鲜人和清初汉人的一些笔记中,却记述得比较翔实具体。据在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棚中日录》所载,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攻陷开原。“屠害人民亡虑六七万口,子女财帛之抢来者,连络五六日”,“上年(即天命四年)贼(指后金)迂唐人(即汉人),辄尽屠”。[]
在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中,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不仅不能幸免,而且成为主要捕杀对象。在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努尔哈赤就曾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1]卷5。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述了一个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辽阳生员杨某的生动回忆。他说:
“初,辽东之破也,恐民贫思乱,先拘民杀尽。又二年,恐民富,聚众致乱,复尽杀之。惟四等人不杀;一等皮工,能为快鞋,不杀;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杀,三等针工,能缝裘帽,不杀;四等优人,能歌汉曲,不杀,惟欲杀秀士。时予为诸生,思得寸进,闭户读书,面颇肥白。被获,问曰:“‘汝得非秀士乎?’对曰:‘非也,优人耳。’曰:‘优人必善歌,汝试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释。”[]卷2
努尔哈赤对辽东人民所采取的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强迫为奴的政策,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地大片荒芜,粮食奇缺。同时,它必然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当时在镇江、汤站、险山、海州等地,都曾发生汉人奋起暴动,执杀守城八旗官兵,投奔毛文龙的所谓“汉人谋叛”事件。凤凰城、盖州、尚间崖的满人不断遭到汉人的袭击,以至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各处行路不许人数过单,务集十人以上结伙同行”,而“满洲妇女人等,凡买食物,务记肆主姓名”[]上编,惟恐被人毒杀后无法追究。这种人心惶惶,骚动不安的情况,反映出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多么紧张尖锐,它使整个后金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二 大量招抚并委以重任阶段——皇太极时期
针对努尔哈赤大肆屠杀汉人带来的严重局面,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皇太极上台后,就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1]卷1的方针。他认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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