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媒介志——宏微观结合的全球化研究新典范-中国传媒报告.docVIP

全球化的媒介志——宏微观结合的全球化研究新典范 ——特希·兰塔能 《媒介与全球化》阅读札记 戴颖洁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全球化”已不是个新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全球化为中心发展出了众多视角,也产生诸多争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特希·兰塔能教授认为，无论是早期的美国国际传播研究和跨文化传播研究，还是欧洲的媒介与文化研究，亦或是现在的全球化研究，都缺乏对媒介和传播作用的应有关照。媒介与全球化就好比电脑和屏幕，虽然关系广为人知，但却并不总是可见。这种理论缺陷或是出于大多数全球化学者与媒介学者鲜有互动，或是出于大多数媒介专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媒介经济、政治、权力等问题，而将媒介和传播的作用简化为不证自明的技术功效。对此，兰塔能深感担忧。她在《媒介与全球化》一书中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超越时空束缚而媒介化的过程，从而将媒介和传播的作用提上议程，促使“全球媒介志”这一涵盖全球认知和体验的新方法论的诞生。 关于“全球媒介志”的论说在该力作中得到系统阐释。媒介志从民族志衍生而来。作为质化的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提供了微观生活的一种洞察，或者说是观察社会的一扇窗户。不同于传统民族志以日常非媒介化经历为研究对象，媒介化的民族志重视媒介消费日常语境和社会情境的重要性，更多关涉媒介化的体验、感受和实践，拓宽了媒介研究的视野。正如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洪美恩(len Ang)所言,媒介化的民族志方法有助于勾勒出媒介受众纷繁复杂的日常体验与实践的现实图景,进而打破量化研究中被抽象化、去差异化的受众形象。[1]74-81 当然，对媒介化的民族志也不乏批判之说，争议多半聚焦于其在实际操作中的简单化趋势以及资料取证的单调性。对此，世界著名人类学家马库斯（Marcus）提议，我们应发展一种民族志，既瓦解宏观和微观的差异，也更集中研究多个地方而非单个地方。[2]12-21英国媒介研究者戴维·莫利(David Moiety)也建议用“交叉验证法”来实现不同来源的研究资料间的相互佐证。[1] 兰塔能在阿帕杜莱（Appadurai）景观理论和索科(Saukko)多场域民族志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全球媒介志”可视为对以上建议的改良和采纳。作为一种类似贝克（Beck）“传记的全球化”的方法论尝试，[3]16 “全球媒介志”克服以往民族志无历史和遮蔽个体的缺憾，兼顾微观层面的个人媒介使用和宏观层面的跨越时空的全球化进程。通过研究来自不同地方的三个家庭的四代人从罗伯逊的全球化起步时期开始的一百年间（1890-2003）的生活经历，他们如何通过媒介和传播彼此联系或分离，展示媒介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既互相比较，又相互印证。完整媒介志呈现了全球化、个人以及媒介经历相互作用的动态化的多维立方体，详见第161-166页。 此书共七个章节，既有作者对学界理论的精致爬梳，也有对三个家庭媒介志生活的娓娓道来。在第一章交代完全书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方法后，从第二章开始，作者就以罗伯茨顿（Robertson）的全球化阶段划分和勒尔(Lull)的媒介和传播时期划分为基础，将三个家庭四代人的个人生活史置入全球化进程和媒介及传播发展历程这一宏观语境中，从三个视角（全球化、媒介、个人），七大景观（族群、经济、媒介、观念、科技、时间、语言）以及时空变换、媒介使用的同质化、异质化分析，媒介和传播对个人及家庭全球化态度的影响等多个维度，从共性和个性中去透视媒介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传播作用。作为研究对象的三个家庭分别来自以色列、中国和芬兰（作者家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因同所大学而彼此联系。之所以选择家庭而非国家或个人作为研究起点，一方面源于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国家边界日益模糊，另一方面也源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公共和私人的交界处。以家庭而非个人作为出发点，能搭起宏观和微观的桥梁。传统既在这里被打破，又在这里延续。 通过三个家庭媒介志的梳理，兰塔能为我们呈现了全球化理论的新视域。正如贝克（Beck）将全球化视为非线性的辩证过程一样，[4]73 全球化呈现不均衡的发展历程。三个家庭的所有世代都接触过大多数媒介，但是阶级差异、财富状况、教育背景、城乡生活方式等因素，使得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的家庭接触媒介的时间、程度和广度都呈现出较大差异。尽管不同家庭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有先后，但正如沃斯特（Waters）所言，全球化的影响在日益增强，并且近来经历一个突然加速的过程。[3]32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带来了时空的根本性转变和全新的视野。三个家庭中的较早一代都鲜有媒介接触经历，地域限制了认同的地方性。借助媒介和传播，越来越多的个人与群体认识到了世界上遥远“他者”的存在，加入到迁徙的现实之中(或者是陷入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