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梁启超思想向的意义.docVIP

国家建构与个人自由的紧张——梁启超思想转向的意义 ……………………………………………………………………………………………………………… 作者:单世联 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之一是中国“无国”。“无国”的伤怀与“亡国”的恐惧同为晚清以来中国政治论说的基调：“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梁启超）“故吾常言，欲救中国，当首令全国人民知国家为何物也。”（梁启超）“呜呼，吾民族之无国，二百六十一年前于兹。”（柳亚子）“久矣夫，中国之不国也，而何史之足云！”（黄节）……要言之，流行于清季民初的“无国”之论，一种是从种族主义观点就异族入主中原而言，另一种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标准，就中国人只有“朝廷”而无“国家”而言。前者召唤的是种族革命，后者期待的是“国家建构”。从革命党人以种族革命为政治革命的前提的策略考虑和革命后“五族共和”的政治实践来看，两种“无国”之叹的目标都是从传统的王权帝国转为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在列强入侵打破了中国中心观，条约制度取代朝贡体系，天朝帝国体系日益崩溃的背景下，具有平等国际法地位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形象才为敏感的国人所得见。 梁启超率先提出“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的观点：“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与他族。”中国既然“无国”，则其传统在建国典范和国家学理两方面都资源不足，向外采集势在必然。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凭借开明专制的传统，反对民主自由，拒绝西欧的立宪政府，以“铁血”政策三战立国，迅速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富强，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典范。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蒋介石，直到毛泽东，清季以来的政治人物，鲜有不对德国表示欣赏和礼赞者。万里之遥，中国人的国家渴望不下德国；榜样在前，德国成为现代中国“国家想象”的原型之一，而梁启超则是其最早的倡议者。 国家主义是德国现代政治文化的主导思想。由于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一再遭受挫折，国家建构优先于个人自由的德国理念也就一直在中国畅行。在学术思想界，首先是梁启超1903年由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然后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黼、丁文江、钱端升等自由主义者在国家危急关头主张新式“独裁”也即梁启超当年的“开明专制”；再后是“战国策派”学人在血火纷飞的40年代热情宣扬“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以鼓舞抗战。在政治实践中，种种新旧“权威主义”也都以国家之名取消或限制个人自由。把国家建构与个人自由对立起来的后果，是个人自由未得，国家亦未“现代”。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1903年的思想转向因其最先发现这一对立而最具讨论价值。 1、1903年转向与两种国家观 在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今昔挑战的一生中，1903年由同情革命到反对革命、由重民权到更重国家的转向极为重要，不但他本人因此获得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学术理据来澄清自己在当时重大论争中的立场，其论旨所向，也直接关涉到现代中国政治的基本难题。 这是一次紧迫的政治选择。从1899年的“破坏主义”到1902年“大变革”的激进行动主张；从《自由书》（1899年3月—1901年12月）到《新民说》（1902年）引进现代政治思想，梁启超主根本变法，倡彻底破坏。一方面，不但当时的国民党人认为：“平心论之，梁氏壬寅岁首之《新民丛报》，其学术各门，虽不免于剿袭。而鲜出心裁，然所持主义，则固由黑暗而入于光明。”胡适、毛泽东、郭沫若等“五四”一代也直接受惠于他。另一方面，乃师康有为不断驰书批评；黄遵宪也表示不同意见：“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其实，梁的思想基调仍是改良立宪，即使在其最激烈的时期，革命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险之著”和“最下之策”。“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饮齑，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黄毅伯与李去病的辩论，实是梁自己的游移心态：“讲道实行，自然是有许多方法曲折，至于预备功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今日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的志士，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容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这种矛盾需要有更切实的观察与更严密的理论来解决。 这是一次有经验支持的思想转向。在1903年1月开始的美洲之行中，梁启超深为“中国人之缺点”所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