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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党执政得失综论 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看，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虽然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不同，它们的性质、信仰、纲领、执政理念和社会基础千差万别，但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存在一些共同规律。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说过，对世界上其他政党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于他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要研究和借鉴。 新的一年，我们约请中央编译局等单位有关专家，在《世界》栏目陆续刊登讨论国外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文章，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的规律。 21世纪到来以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党的建设的战略性思考，注重从政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的角度研究党的建设和发展，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课题。为了探索执政规律，我党又提出了研究世界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任务。 理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世界政党执政科学的探索，来为我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服务。 世界政党失去政权的教训 20世纪末期，世界政坛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政权，其中包括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的执政地位虽然失而复得，但其政治格局已是今非昔比了。如果我们把视角再宽泛一些就会看到，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德国的基民盟－社民盟也经受了一次失去执政地位的痛苦。 从政党执政规律的角度来看，在美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多党制国家，其政党轮替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所谓“钟摆效应”，一次失去政权并不意味着永远失去执政的机会。对其他政党而言，其上台与下台，对社会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分析各国政党失去政权的教训，对于探索政党执政的规律和加强政党建设都是很有必要的。综观世界主要政党，之所以会失去政权，其主要教训是： （一）缺乏经常化的党群联系机制。在政党的所有特性中，其代表性是第一位的。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都力求得到人民最广泛的支持。人民的支持是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西方多党制国家，由于民众对政党的支持比例会直接影响到下一次选举，决定该党是否能够获得执政地位或者能否继续执政，因此，西方多党制下的政党经常通过各种民意调查来关注自己受到民众支持的比例，注重与民众的制度化联系。相比而言，像苏共这样几十年来长期执政的政党，其执政行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大，传统上往往在强调不能脱离群众的同时，反对党群关系上的“尾巴主义”。同时由于选举制度上的不健全，群众在短期内对执政党的约束机制很难及时地表现出来，其党群联系机制也没能完全建立起来。长期对群众的疏离，导致了人民群众甚至普通党员对党的冷漠情绪，削弱了政党的执政基础，这是一些老党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 （二）不能及时推进政党建设的革新。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始于19世纪上半叶，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世界政党经历了从纯粹的议会党派向群众政党、从群众政党到现在的所谓大众政党的转型。社会主义政党可以看作是19世纪中叶政党群众化的产物之一，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在二战后和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注重加强政党自身的建设，对自身的理念、目标和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总的来说，政党建设都倾向于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政党目标的实用性和组织系统的开放性。然而，长期执政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在执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组织体制等各方面都会附着相应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反过来强化传统党建模式，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变得僵化，使得改革难以进行。这样往往把党的建设中一些本来可以一点一点解决的问题积累起来，最后形成一种“欲改不能”的局势。 对比苏共与中共上个世纪改革的历史，不难看出苏共党的建设在这方面的失误。 （三）政党改革路径选择的失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政党改变自己的执政体制，重新安排党群关系，对自身的理念、目标和组织结构进行变革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具体到某一个政党来说，每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却直接关乎该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政党发展或者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政党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西方专门有一种研究制度变迁的学问，叫做制度经济学，其最基本的理论是：制度变迁要充分考虑改革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效益，要衡量比较成本和比较收益，要遵循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比如说，一个政党要批评其前任领导人，须知道这样做一方面会利于确立新任领导班子的革新形象，另一方面也会损害民众对党的历史的评价。因此就需要衡量，哪方面的效果会大一些，总体上对党有利还是有害？在可以推动政党发展的多种选择中，一般会选择那种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