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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和教育阶段差异研究 　　针对目前“读书是一笔失败的投资”、“农村孩子读书无用”的错误观点，笔者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每年度进行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CHIP）于2002年和2006年所做的两次城乡个人调查数据，估计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分析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和教育阶段差异，指出当前教育改革趋向。 　　随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大学生人数的增多，大学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平民教育”的转变，一方面使更多的人能有机会接收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全民素质，但另一方面这种大学生“量”的扩张又会引起“质”的下降，使得大学失去了它原有的光环和实质，再加上对高教育成本和严峻就业形势的考量，“读书无用论”在近两年又卷土重来。2013年9月15日《工人日报》刊发文章称：成都女孩玲玲考上大学本科，父亲虽有钱供她读书，但认为“读大学是注定失败的投资，捡垃圾都比读书强”而拒绝提供学费和生活费，而支持父亲观点的也大有人在。与中国以往的两次“读书无用论”相比，这次“读书无用论”不是对知识本身的否定，而是对读书所带来的收益持否定态度。对农村学生而言，过高的教育支出与日益微弱的教育回报率矛盾十分突出。更极端地，在前两年甚至有全国人大代表直言：“农村孩子不该上大学”。 　　“农村孩子该不该上大学”，这涉及到农村劳动力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问题。社会上兴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必定有其现实基础。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农村学生该不该上大学”，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仔细斟酌。 　　从收益角度来看，城乡之间存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会引起城乡学生教育回报率的显著差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政府对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一直不够重视，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偏向于城市。而中小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在城市教育环境下，人们的教育成就会明显提升；相反，在农村教育环境下，人们的教育成就显著降低，导致两者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进而造成教育回报的不同。另外，家庭背景不仅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而且对子女教育回报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背景的差异将会转化为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子女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不平等，并且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裙带关系，更加不利于出生贫困的农村家庭子女。从成本角度来看，不同学历水平的教育对家庭经济的压力不同。学生教育经费一般由政府和家庭共同负担，但国家对不同教育阶段投入是有差异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投入，被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予以保障，但九年义务教育以后的经费投入，尚未用法律的形式进行确保，而在教育产业化背景下，越高等级的教育阶段国家负担的经费越少。学历越高对农村家庭经济的影响越大，动辄上万的大学费用无疑对普通的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如果说以上分析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说明学生的农村户籍身份会对学生的教育回报率产生消极影响，那么下面这组数据则在现实层面表现了“农村孩子不该上大学”：2013年全国高考的数据给出了一个答案：根据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在2013年全国高考中，约百万考生放弃高考，这其中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不超过20万人，其他80多万名弃考学生农村孩子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选择了就业或来年再考。而在这一数据当中，并不包含那些虽然已经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却放弃入学的学生。 　　“农村孩子不该上大学”是一种带有些身份歧视的观念，长此以往将造成中国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巨大差异，带来城乡二元对立。光有理论分析说明农村学生教育回报率会受其本身身份的影响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确切的数据做支撑，更需要为那些“不该上大学”的农村学生指明出路。 　　由于长期以来农村的教育水平就低于城市，农村任何对教育的投入都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这为国家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投入实现脱贫致富提供了依据，也驳斥了那些蔑视知识，认为教育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的“读书无用论”。其中2002年各阶段教育回报率差距最大的是初等教育阶段，农村比城市初等教育阶段的回报率高出了7.3个百分点，而在2006年农村和城市教育回报率相差最大的则是职业技术教育，二者相差了3.7个百分点。但从2002年到2006年，农村和城市阶段初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教育回报率的差距在缩小，而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差距则在扩大（以2002和2006年的教育回报率差值之差的正负来判断，若为正说明差距在缩小，反之则差距在扩大），下表体现出了这种变化： 　　农村和城市劳动力各教育阶段的回报率比较 　　农村劳动力各阶段教育的回报率都显著高于城市劳动力。如果光从“国家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收益最大化”这个角度来看，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有资格享受高等教育。但是如果说把“该不该上大学”当作一笔投资的话，一项好的投资就不能只考虑收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