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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先进事迹:劳动光荣，当一名共产党员更光荣 现在，回想起自己带领全村干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个峥嵘岁月，可以说既是一个坎坎坷坷、曲曲折折的过程，又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取得新成绩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五中全会有标准了，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对照华西实际，要说生产发展，华西有1524人，今年销售超过300亿，人均超过2000万，净利润超过12亿，人均利润超过80万，交税6个亿，人均超过40万。生活宽裕，华西人是共同富裕，但是彼此有差距，共同富不是一样富，一样富就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就会导致一样穷。华西人家家有钱了，最少的资产超过100万，最多的超过1000万。汽车家家有，最少的人家1辆，最多的人家3辆。房子家家住别墅，最小的人家400多平方，大的人家600多平方。我们华西从城市化到国际化，华西的小学生，都到城里去读书了，这是城市化，还有一部分国际化了，到国外去读书，外国现在六七个国家有华西人在读书，如果说经济不宽裕，就没有这个条件。 回顾这些年的历程，我感到不满足的有两点：一是我年轻的时候有效工作做得太少。年纪大了以后，政策非常好，那我就要把我年轻时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这话是我60岁时候讲的，今年我78了，10多年下来确实补了一些回来。二是工作中还有缺点，我曾经犯过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到80年代“醒”： 50年代“听”。只要比我吴仁宝大的官，他们的话我都听，上面说啥就做啥。他们说的我都做，没有条件也要做，是做给上面看，不知道老百姓是不是满意。所以，1958年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先进。我报1亩地收3700斤，人家1亩地报10000斤，我说你10000斤是假的，实际上我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不实事求是。后来毛主席召开7000人大会，坚决纠正“浮夸风”。郑州会议恢复到三级核算，队为基础。于是，我大会检讨、小会检讨，有的还登门检讨。50年代的“听”，实际上犯了“教条主义”。在这方面，我已经改得比较好了。 60年代“顶”。60年代初，又有人叫我吴仁宝怎么搞，怎么搞，我说不听了，我以前听了上当了。领导不满意，有人说我吴仁宝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独立王国”。后来一想不对，明顶是要吃亏的，就改为暗顶。从此以后，滤布不管哪个领导讲什么，我当面都是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过了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所以说，60年代的“顶”，实际上是“形式主义”。 70年代“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有的是拼得对的，有的是拼得错了。特别是“以粮为纲”，粮食固然重要，但有了“纲”就不同了，好像只有抓粮食才是最革命的，搞农副产品是不太革命的，搞乡镇企业好像是反革命。于是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农民搞得辛辛苦苦，还只有温饱。当时我不满足于光抓粮食，我就办了工厂，对外不宣布，对内自己有数。因为参观的人来的比较多，我就不给他们看，领导来了，就把厂关了，工人除草，挖河泥，搞得轰轰烈烈，领导很满意，领导走了，叫他们回来，加班加点补回来，我保护了“资本主义”。 80年代“醒”。最大的醒，是解放了思想。邓小平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特色，特色就是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很多人问，华西为什么不分田到户，当时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根据自己的实际，没有分田，这就叫从实际出发。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华西为什么不转制？中央要求两个毫不动摇，一个是坚持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一个是坚持引导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现在社会上有少数同志还在争公有私有，我是不怕公有制的，就是怕公私都没有，没有是最不好的。只要有了，不管是公也好，私也好，都是好的。 华西有所进步，作为我个人，就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任何情况都挫伤不了我的积极性。为什么？因为从入党那天开始，我就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有了这个信念，就一点没有三心二意。所以我一直坚持为人民服务。说劳动光荣，我觉得当一名共产党员更光荣。当一个共产党员，按共产党员的标准去做，那就是最光荣的。 华西的成功，主要是同两头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健康长寿”，也就是说一头要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头要和老百姓保持一致，要和各族人民保持一致。华西村党委不管在哪个时期，都要按中央精神办，特别在大的方面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们曾经编了一首村歌：“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