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运动型治理》.docVIP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先生商榷 欧阳静 ??摘要：如果说国家运动型治理的研究呈现了国家治理的形态和运动型机制的政治逻辑（背后往往暗含着国家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取向和关怀），那么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研究则鲜活地展现了基层治理的特征和运动型机制的行政逻辑。与国家运动型治理不同，基层运动型治理是一种常规性的行政机制，而非临时的、任意发动的、非常规化的政治机制。在实际运作中，基层运动型治理与官僚体制互相依存、交织运作，应对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实践基层社会治理。基于其行政逻辑，基层运动型治理往往更多地考虑基层政府本身的有效性，而非社会有效性。 ? ????关键词：基层治理????运动型机制?????有效性????官僚制 ? 一、国家运动型治理 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现象，运动型治理或曰运动式治理早已被中国大众普遍感知，特别是那些惊心动魄、疾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不仅令人印象深刻，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分别刊登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2011年第1期和2012年第9期的三篇文章便专门对这一特殊的国家治理机制作了极为深刻且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它们是唐皇凤的《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冯仕政的《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以及周雪光的《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唐皇凤将运动型治理视为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是一个“非常态社会”的产物。因为“这种国家治理的方式以执政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获取的强大政治合法性为基础和依托，通过执政党和国家官僚组织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和超强的组织网络渗透，以发动群众为主要手段，在政治动员中集中与组织社会资源以实现国家的各种治理目的”。他认为： “在一般的常态社会，国家治理的主导模式应该是官僚制模式”，“国家治理应该是依靠官僚制的制度规范、合法程序和官僚组织的结构完善、功能发挥与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运用。运动型治理则超越了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和行政程序，把国家治理动力寄托在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大众身上，这不符合常态社会的治理要求”。 通过对中国历次社会治安中“严打”政策的分析，唐皇凤认为，常态社会所应该摒弃的“运动型治理”之所以仍然在当代国家治理中延续，既是社会调控方式“路径依赖”，也是在现有国家治理资源贫乏的限制性条件下，国家通过集中与动员有限的司法资源，解决突出社会治安问题的“理性选择”。 与唐皇凤一样，冯仕政也认为运动型治理形成于1949年以来新中国政权所拥有的超凡禀赋和国家作为卡理斯玛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但与唐皇凤不同，冯仕政把建国以来所以所有形式的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作为一个整体，即“国家运动”来研究，并以“革命教化政体”为构架，阐述国家运动的形成和变异： 所谓“革命教化政体”，是指国家对社会改造抱有强烈使命感，并把国家拥有符合社会改造需要的超凡禀赋作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体。基于政体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所面临的强大绩效合法性压力，以及该政体所提供的组织和合法性基础，国家能够不时打破制度常规和专业分际，强力动员国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国家运动因此形成。尽管国家能够根据社会改造需要而不时变换国家运动的基本取向变革目标或动员范围，但由于目标置换，政治凌驾专业和异化等因素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运动都不可能永续发展，而只能与常规社会治理方式交替发生。随着国家卡理斯玛权威的常规化，国家运动在总体趋势上会越来越温和，发生频率越来越低，直至消亡。 在运用“革命教化政体”框架阐述国家运动的形成和变异的同时，冯仕政还指出了运动型治理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由国家发动，二是运作方式的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和非专业化。 周雪光的文章以一场发生于1768年乾隆盛世的“叫魂”事件开始。这无疑在开篇就表明他对运动型治理的论述将不同于那些以1949年为逻辑起点的研究。?他认为运动型治理并非产于1949年的新政体，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 虽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上，但由于中国大一统的集权体制，存在着中央集权和地方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运动型治理正是针对这一矛盾及其引发的官僚制组织的失败和危机而产生的替代机制。也就是说，运动型治理源于中国官僚制组织自身固有的缺陷和危机。 也正因此，与唐皇凤的“非常态化”和与冯仕政的“非制度化”不同，周雪光认为运动型治理具有“稳定的”、“制度化”的组织和合法性基础，即卡理斯玛权威及其专断的“随意性权力”，以及卡理斯玛权威常规化的现代执政党及其稳定的组织基础。在他看来，也正是由于受卡理斯玛权威的“随意性权力”（而非法理性权威的“常规性权力”）支配，运动型治理是一种应对官僚制失败而临时启动的政治机制，“它的启动和运行是暂时的，有针对性的和策略性的，表现出间断性和不确定性”，“在运动型治理机制高速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