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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有高风险山地灾害点34000余处2013年4月23日，成都山地所崔鹏研究员在地震灾区向四川省省长魏宏介绍次生山地灾害情况汶川地震发生后，成都山地所科技救灾专家组徒步向灾区挺进?■本报记者 彭丽 王珊据统计，我国目前有高风险的山地灾害点（滑坡、泥石流等）34000余处，以西南、西北山区最为严重。在自然灾害经济损失中，山地灾害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40%。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逾越不了多山的基本国情，抵御和防治山地灾害是山区发展的一大艰巨任务。谁来为山区发展把脉，撑起防治山地灾害的科学之穹？山地灾害研究大幕拉开新中国成立后，大西南开发和大三线建设迅速展开，而以滑坡、泥石流为主的山地灾害对其建设影响非常严重，研究方面还是一片空白。从那时起，从组建第一支科学考察队，对西藏冰川爆发泥石流灾害进行考察，到1963年，第一个泥石流研究报告得到国家的重视，中国山地灾害研究完成了破冰之旅，从此走上了为中国山地把脉的艰难历程。1966年，以这支科研团队为基础，成立了成都地理研究所，该所作为“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前身，在我国山地灾害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1966~1977年，为了摸清我国山区建设的两大危害——泥石流和滑坡的灾害规律，找出对策，该研究团队克服了困难，在铁路、公路、城镇、矿山、农田和地震区，进行了多年科学考察，开辟了我国大型泥石流和滑坡的综合治理道路，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首次提出泥石流体的4种结构、4类流态和自由孔隙比，奠定了泥石流理论基础；首次提出泥石流综合治理的原则、方案和措施，初步形成了泥石流综合治理体系；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首次采用混凝土充填泥石流规程物筑坝，在国内率先实现了泥石流治理工程直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1967年4月，中科院组建了东川蒋家沟、西昌黑沙河和会东白沙沟三支泥石流考察队，成都地理所作为主研单位进入了研究主战场，并主持黑沙河泥石流的研究和治理工作，进一步拉开了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研究的大幕。科研人员通过实地考察,摸清了泥石流的危害特征、活动性质、区域规律,提出了适合各区域实际情况的防治对策,为山区防治泥石流灾害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经过多年科技攻关，科研人员在完成上百条重大灾害性泥石流沟的防治规划、设计与综合治理方案的基础上，总结并建立了一整套泥石流防灾减灾的理论体系和治理模式，实现了以最低的投入达到最高的产出。据统计，这些科研成果累计产出直接经济效益超过40亿元。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成都山地所承担起滑坡难题的攻关重任。从1966年到1971年，科研人员在大量考察基础上，结合 “三线建设”的实际以及广大山区农村安全的需要，开展了滑坡发生规律与防治技术的示范项目研究，完成了多个项目攻关和抢险救灾任务，锁住了一个又一个滑坡，开创了滑坡灾害防治研究的一片天地。经过这些山地灾害研究的成就所开辟的学科道路，彰显着中国山地灾害研究最初所经历的艰辛，仿佛看到中国第一代山地灾害研究者为保障中国山区建设在减灾防灾领域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和奉献。山区安全发展的卫士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掀起了科学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热潮。山地研究进入了向山地灾害全面宣战的攻关年代。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泥石流、滑坡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从区域规律研究逐渐拓展到其形成、发生机理、动态监测、预测预报和防治新技术各个层次，基本实现了“立足西南，面向全国，逐步走向世界”的发展目标。自1980年以来，山地灾害研究，从科学调查转入观测基地建设，成都山地研究所率先建立了特殊环境与灾害观测研究站、山地生态观测研究站，开创了山区防灾减灾实时监测的先河,走在了世界山地灾害研究的前沿。他们以蒋家沟泥石流实际观测为基础建立了泥石流预报模型，90年代又在四川攀西地区建立了暴雨泥石流区域预报模型。1990~1995年，中国泥石流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提高时期。1991年,在首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下, 一幅1∶600万《中国泥石流分布及其灾害危险区划图》在成都山地所编制完成，建立了中国泥石流滑坡数据库，为中国泥石流防治提供了基础数据。研究出版了《中国泥石流》、《滑坡学与滑坡防治技术》等近30部专著，涵盖泥石流、滑坡等山地灾害研究的多个方面，基本形成了泥石流学、滑坡学，即山地灾害学的学科框架。在泥石流起动机理、运动力学以及滑坡区域预测和临滑预报的研究上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02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山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安全保障的防灾减灾、以及山地生态建设与环境保育需求日益增大，进一步促进了山地灾害和山地生态的研究工作，成都山地所的学科特色和优势日益显现，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发展定位更加明确，在山区防灾减灾方面凸显引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009年，以崔鹏为首席科学家带领的团队，经过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