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东流去》：中原农民土地意识与文化心理的阐释.docVIP

《黄河东流去》：中原农民土地意识与文化心理的阐释 　　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兼任湖北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在《民族文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评论60余篇，出版《南方民族作家文学创作论》等专著四部，曾获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以来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及其对民族文化建设的贡献》等多项国家、省级研究项目。 　　从很大程度上说，李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沿袭了“十七年”文学的写作图式，因此打上了阶级叙事的鲜明烙印，难掩其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然而，在主流意识形态外壳的包裹之下，有着作家主体意识的凸显，有着作家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理解。正如李准在本书“开头的话”中解释说：这部作品“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1]所谓民族的生存能力与生命力，正是通过中原农民身上得到深刻体现的。实际上，《黄河东流去》的重要主题之一便是对中原农民土地意识与文化心理的阐释，或许这正是作品取得成功的地方，乃至摘取茅盾文学奖桂冠。 　　一.中原农民的土地意识 　　谈到中原农民的土地意识，不能不从李准早期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谈起。这篇小说发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目的在于为当时的合作化运动鸣锣开道。小说通过土改之后出现的农民买卖土地活动的描写，得出了这样一个政治结论：中国农民不能走买卖土地的道路，因为土地私有制不能解决中国农民共同致富的问题，而走互助组、合作化的道路才是广大农民获得经济解放的根本出路。这一结论十分迫切地吻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因此一度产生极大的反响，也使作为青年作家的李准一举成名。 　　然而，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显示出合作化道路存在的问题，比如违背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情况，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这些现实情况的存在间接地证明了李准在《不能走那条路》对中国农民土地意识的粗浅理解与作家早期创作的稚嫩。怪不得有学者因此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些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青年作家是可以公式化地按中央文件所规定的政策来图解这场运动，轻易地把农民世世代代的创业梦想简单地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轻易地宣布‘不能走那条路’！”[2]到了《黄河东流去》创作的时代，经过严重的历史曲折，作家既慢慢懂得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在与中原农民打交道中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存意识与文化心理，所以对中原农民的土地意识与文化心理作出了较为深刻与合理的阐释，创作视野也从较为狭小的政治视角走向了较为广阔的文化视角，思想上也上升到了较高的境界。 　　小说对中原农民土地意识的阐释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花园口事件为背景的。所谓花园口事件，是指1938年6月上旬，面对日军进犯郑州与南下武汉咄咄逼人的军事攻势，尤其是日军对国民党战时首都武汉形成的紧急军事威胁，国民党高层下令郑州守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便以“水”代兵，阻止日军的进攻。这一举动虽然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但客观上却给中原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面对“水”患与战乱，中原农民不得不死里逃生，背井离乡，逃往他乡另谋生存，从而经受了莫大的历史挑战。赤杨岗的七户农民正是这些逃难农民的典型。在这些农民身上，李准较为深刻与全面地挖掘了中原农民的土地意识。 　　一是“耕者有其田”的生存梦想。对农民来说，无论是在中原还是在别处，土地都是生存的命脉，因此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就是他们最大的生存梦想。所谓“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正是普通农民生活理想的形象描述。对赤杨岗儿女众多的海长松来说，他在花园口事件前夕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置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与谋算，原来只有二亩地的他终于买到了20多亩贫瘠的土地，并树立起养儿育女、勤俭持家的生活梦想。而不幸的是，他刚刚到手的土地因为花园口事件的到来转瞬间化为了泡影。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命根似的土地消失在一片汪洋与泽国之中，像断了魂儿一样地离开了被淹没的家乡。灾难结束回乡后，海长松教育儿子小建、小强说：“对咱庄稼人来说，什么最主贵。什么是根本？地是根本。”[3]这正是中原农民的深层土地意识的写照。实际上，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而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土地问题。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中国农民革命的实质从根本上讲就是解决土地问题。藏族作家阿来在其长篇小说《空山：机村传说》中所写的林驼子之所以参加红军，目的不过是为了得到土地而已。正如林驼子自己所说：“我参加红军是为了土地，他们说要分地给穷人。要早知道这里有这么多地，我就自己找来了。那样就不用打仗受伤，遭这份大罪了。”[4]合作化小说中所描述的中国农民的思想矛盾，从根本上讲也是他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