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实践诌议.docVIP

对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实践诌议 ; 延安文艺思想的“总问题”是如何在顺应历史潮流的情况下完成“文艺为革命服务”的使命,从这一“总问题”出发,可以发现延安文艺当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隔阂。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经济基础”的决定者),工农大众在思想文化上有待提高;而作为文化的主力军(“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又存在着一定的革命实践缺失。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非是单纯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个多元决定论的现实体现,其中,经济基础是主要决定者,上层建筑则通过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反作用来实现自己的作用。因此,如何妥善处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关系,成为延安文艺首要的任务,正是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延安文艺领导人找到了“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这一有效途径。1939年7月,宣传部领导艾思奇在《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中提出:“抗战文艺运动有两个中心任务:一、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二、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艺……就第二个任务来说,延安建立中华民族文艺的努力,是向着这样的方向走,内容是三民主义的,而形式是民族的……”[3]这段话不仅规定了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目的,而且为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对此,周扬有着更深刻的体会:“我们的艺术教育,文艺运动如果没有和新民主主义政权,和人民的军队,和工农大众密切而且直接地联系,艺术服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