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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董英哲 康凯 石建孝 （西北大学，陕西西安710069） 吴国源 （陕西理工大学文化传播系，陕西汉中723000） 摘要：“李约瑟难题”有其合理性。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涉及到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现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吏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因此，应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质疑再反思 李约瑟（Joseph Needhom，1900～1995）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语境中，对他提出的难题作过种种不同的表述。其中规范性的表述包括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1］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构成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个难题，海内外学者大都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否定难题的合理性。否定难题的浪潮始自20世纪70年代，主要有“无科学说”、“伪问题说”、“有毛病说”、“无意义说”、“逻辑矛盾说” 和“修改说”。在质疑“李约瑟难题”的过程中，有些说法涉及到了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2001年，我们曾对“无意义说”、“逻辑矛盾说”和“修改说”进行过反思，并触及到“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现在看来很不够，有必要对后三说进行再反思。 1、对“无科学说”的反思 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欧洲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观念始终主导着西方社会意识。杜尔哥（Turgot）、休漠（flume）、孔多塞（Condorcet）等许多西方学者，都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视为欧洲文明优势之最突出的表现。孔德（Auguste Comte）、惠威尔（William Wbowell）和桑戴克（Lynn Thorndike）等西方科学史家，很少关注非欧文明中的科学成就。在当时一些西方人的眼中，人类历史是以欧洲文明为中心而展开的，科学史自古以来一直是欧洲的独幕剧，科学是西方的专利。在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当时一些留学欧美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就提出了中国古代无科学说。1915年，任鸿隽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指出：“今夫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此之不能有科学不待言矣。”（「3」，31页）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科学。其原因何在？任鸿隽回答说：“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3」，33页）。1922年，冯友兰又从中国哲学的角度阐发了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他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中指出：“中国向来没有科学，因为据其自身之价值标准，她无需任何科学……中国的哲学家们不需要科学的肯定性，因为他们想要了解的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同样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要征服的是他们自己。对他们来说，智慧的内容并非知识，其作用并非增加身外之物。”［4］此类观点，在西方颇为盛行。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于 1922年在《中西文明的对比》中，“比较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发现中国所有的希腊也有，但我们的文明中拥有的两样中国是没有的，这就是犹太教和科学……直到晚近受到欧洲影响之前，他们没有科学和工业制度”（「3」，603页）。再如英国科学界元老怀特海（A．N．Whitehead，1861～1947）曾在1926年说：“中国科学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毫无理由相信，中国只靠它自己曾经产生过任何科学进步。”（「3」，518页）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对此观点深不以为然。他在 1944年就明确指出：“泰西学人常谓中国自来无科学，中国学人之承袭前修，侧重人文科学与哲学之讨究者亦辄据以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