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政治学第5讲_1_.pptVIP

从法律体系上看，国家只有一部宪法，由统一的中央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法律。 从国家机构组成看，国家只有一个最高立法机关，一个中央政府，有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统。 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看，实行中央统一集权，地方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政府授予，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整个政府实行层级控制，对地方政府不适当的行政行为，中央政府有权撤销。 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实行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 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外交权，地方政府机关对外不具有独立性。 除联邦的宪法外，各成员国还有自己的宪法，除设有联邦立法机关、政府和司法系统外，各成员国还有自己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司法系统。 地方首脑由地方选举产生。 联邦和各成员国的权限划分，由联邦宪法规定。如果联邦宪法与成员国的宪法发生冲突，以联邦宪法和法律为准。 联邦制下，“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并非来源于“中央”政权。同样，“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也非来源于“地方”政权。 邦联 几个独立国家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经济或贸易等方面的特定目的而结合起来的一种松散的联合体。（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 邦联的出现与经济区域化发展有密切关系。 邦联是根据各成员国所缔结的条约而组成的。成员国除了根据条约而明确表示让予或委托邦联机构的权力外，其他权力仍然保留，维持着成员国主权的完整性。（权力的让渡） 邦联无统一的行政机关，亦无统一的国籍、军队和赋税，不是国家主体。 邦联对成员国没有强制力，各成员国既可将让予邦联的权力收回，也可以自由退出邦联。 邦联的事务由邦联成员国“首脑会议”或邦联会议按条约的规定共同决定。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中央所代表的国家整体利益利地方政府所代表的某一局部利益两者之间的均衡问题。 这种均衡的形式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即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问题，和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问题，即权力分配问题。前者在实际中往往决定和影响着后者。 采取何种国家结构形式取决于很多因素。 历史因素（武力抑或协商） 地理因素 民族因素 语言因素 公共物品还具有层次性的基本特征，依据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又可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准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等。 全国性公共物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准全国性公共物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以实现不同层次性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分权理论 以足投票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提出。 许多公共物品只有居住在特定地区的人才能享用，个人可通过移居来选择公共商品的消费。每个居民都想在全国寻找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与所征的税收之间的一种精确组合，以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否则，就会移居其他地区。 地方分权的客观基础在于存在地方性公共产品，而且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是最为有效的。 最优分权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施蒂格勒（Ｓｔｉｇｌｅｒ）在1957年出版的《地方政府功能的维护性范围》一书中提出。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选民，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他所管辖的公民的效用与需求。 不同地区的居民有权对自己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进行选择。 事关满足居民公共需要的决策，应当在最低行政层次的政府部门进行，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分配的公平性。 消费者的满足程度应当是选择资源配置取向的参照标准。就公共产品而言，消费者的意愿一般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地方政府恰好能敏感地顺应其区域利益，取得资源培植的最好效果。 偏好误识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西（Ｔｒｅｓｃｈ）在1981年出版的《公共财政学》一书中提出。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获得完全的信息，并且经济活动也是完全确定的，那么，由中央政府还是由地方政府来对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都是无差异的。（信息不充分与非对称） 社会在经济活动中并不是完全具有确定性的，中央政府有可能错误地认识社会偏好，从而错误地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全民头上。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偏差，公共产品不是提供过多，就是提供不足。（计划经济） 信息传递存在着距离阻隔。（大国分权） 地方政府往往会比中央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消费偏好，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分权定理 美国经济学家奥茨（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为地方政府的存在提出了一个分权定理。 “对中央或各地方政府来说，一种公益物品由全部人口中各地方的人消费，该公益物品在每个管辖单位内每种产出水平的供给成本是相等的，由地方政府对其各自的管辖单位提供帕累托效率水平的公益物品，总是比由中央政府向所有各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