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点军区第一中学九年级语文上册 第5课《敬业与乐业》拓展资料 新人教版.docVIP

第5课《敬业与乐业》拓展资料（3篇）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出身于“且耕且读”之家，祖父为秀才，父亲以布衣教授于乡里。梁启超自幼聪慧，熟读经史典籍，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岁（1890年）入京会试，落第回乡，途经上海，购《瀛环志略》，知有五大洲各国，始接触西学，这年秋天，经学海堂同学陈千秋介绍，拜康有为为师。1891年至1894年在“万木草堂”学习，并一度担任学长，承担部分教学工作。在此期间，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 1895年春入京参加会试，代表广东190名举人上书清廷，陈述对时局的意见，并随同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秋后，与康有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旋改《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从此，“康梁”就成为一面夺目的维新旗帜。1896年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政论文章。1897年秋，赴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在课内课外讲维新变法，倡导民权学说。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力助康有为倡行新法新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帮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六品衔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继又远游美澳印度。他先后在日本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1898年10月）、《清议报》（1898年）、《新民丛报》（1902年2月），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文章，堪称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大师，但同时也礼赞改良。1905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激烈论争，梁启超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首席理论辩手。辛亥革命后回国，20年代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并任清华研究院导师。1929年病逝于北京。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有《饮冰室合集》传世。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等。 （二）论教育作用和宗旨 梁启超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为转移，梁启超思想的突出之点是在维新变法期间，即明确地将“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他认为权生于智，“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他的“开民智”实具有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觉察到“民智”和“民权”并不能划等号，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权利”意识，也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奴隶性。正是由这一点出发，他提出教育应当确定宗旨，并在1902年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中阐述。他指出：“夫培养汉奸之才，亦何尝非人才；开奴隶之智，亦何尝非民智。”教育是一项“收效纯在于将来”的长远事业，也是国家用以“制造国民”的宏大事业，“决非可以东涂西抹，今日学一种语言，明日设一门学科，苟且敷衍，乱杂无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 然而中国国民教育究竟应确立何样的宗旨?梁启超认为：它应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有所分析抉择，并广泛汲取世界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应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即“品行智识体力”三种基本要素；务使受教育者能“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在同时期写成的《新民说》中，他称这种理想的国民为“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显然，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 他所列举的“新民”品质明显侧重德育方面，这也是他以往思想的继续。早在1897年，他就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主张，1899年他又提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问题，认为“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反映梁启超希望沿着“政学”、精神文明、品德这条路线，尽快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维新人才，普遍转变人民的思想观念，推动政治改革的迫切愿望。 梁启超在清廷声称实行“新政”之初，即抛出教育宗旨和“新民”一说，显然有引导新政教育发展的用心。 （三）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 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不仅著文对教育改革发表评论，还以维新先锋的身份呈奏教育改革建议、草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