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鲁迅文章读后感 .docVIP

小感——关于鲁迅与其作品 对于鲁迅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在许多著作中有很细致很深入的论述，其中就包括一些分量极重的大部头著作。这首先要归功于众多学者多年来对先生的辛勤研究，但同时我认为这些研究中仍有些许的不足，那就是缺少对作家本人家庭生活的了解，以及家庭生活对其艺术创作影响的研究。要么是就文章而论文章，要么仅从国民批判性这一大的无边的范畴出发，能再进一步的也就是从鲁迅所受教育和所涉猎的书籍中追随先生的思想。我们似乎更重视鲁迅战斗精神的阐发，更着重鲁迅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分析。但这种侧重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走向，有时也容易出现牵强附会。远离鲁迅作品本身的偏颇，甚至会在客观上导致拔高鲁迅和神化鲁迅的倾向。对一个伟人进行全面周详地了解，也应该从他的生活中去寻找他创作和斗争的原动力。这当然不是无聊的八卦，而是研究的需要。尽管同样也有许多专写鲁迅生活的文章作品，但那也仅仅是传记类的单纯描述罢了，并没有讲到与鲁迅作品有多大关系。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也有将鲁迅的生活同他的创作联系起来的著述，可也实属凤毛麟角，这确是很遗憾的。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失和的事想必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但两人决裂之后，并非完全视对方为仇人，反而都一直无法忘怀往日的情谊。在《周氏三兄弟》中讲到：周作人曾于1925年10月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首诗《伤逝》，用的是笔名。诗中传达了他对已经不可再得的兄弟之情的追念，“只嘱咐你一声珍重！”鲁迅也看到了这一篇，九天之后，也写了一篇小说，就是《彷徨》集子里的《伤逝》。小说对于男女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有这样的描写：“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这段写的正好是绍兴县馆里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合住过的补树书屋的景物。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发表了一段“读后感”：《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鲁迅在写了《伤逝》之后两个星期，又写了一篇小说《兄弟》，写张沛君照看生病的弟弟靖甫的故事。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1942年的一篇文章就指出这写的是鲁迅作人兄弟间的事情：“大约是在一九一七年的春末夏初罢，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高烧了。那时候，北京正流行猩红热，上午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悌普耳来诊，才知道不过是疹子。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兴地对我讲述了悌医生到来之迟，和他的诊断之速，并且说：‘启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出过疹子。’”《鲁迅小说新论》一书中也有对《兄弟》的论述，虽然作者也提到了鲁迅的上述经历和许寿裳的那段叙述，而且还引用了许寿裳的里一段话：“这篇小说的材料大半属于回忆的成分，很可以用回忆文体来表现的，然而作者那时别有伤感，不愿做回忆的文，便做成这样的小说了。这篇小说里含讽刺的成分少，而抒情的成分多，就因为有作者本身亲历的事实在内的缘故。”但作者认为小说中的“沛君”和“靖甫”这两个人物的关系是基本上脱离了真人的轨迹的，如果把鲁迅的“一个侧面”等于沛君，是将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纠结得太紧，所以认为张沛君是一个“隐潜的自私的慈爱者”，“这是对中国就得家族制度的愤慨的抨击”。事实上，如果分析作品却不愿与作者生活经历相结合，不愿真正从作者的角度来理解把握作品，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小说《伤逝》更多的说法是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恋爱有一些和心绪是“参考”了鲁迅和许广平相爱的经历。尽管鲁迅曾与韦素园否认道：“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显然，我们不能因为鲁迅的“哈哈”一笑而认为两者真就没有关系。事实上鲁迅的“哈哈”是笑那些以为小说即自传的演绎的谬见。鲁迅在“三一八”惨案以后，决定南下，一来是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通缉，二来他与许广平决定建立共同的生活。朱安在北京，因而还呆在北京不合适宜。他们不想重复涓生于子君的悲剧，使纯洁的爱为“面包问题”而发生变化，以致彻底失去物质的营养而变得枯萎苍白。因为他们明白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生活。“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他们商量好：大家好好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积聚一点必需的钱。 鲁迅母亲鲁瑞一生育有四子，但第四个儿子椿寿在父亲去世两年后也因患急性肺炎在得病第二天就死了，只在世上呆了六年。椿寿的早夭让母亲悲伤万分，日思夜想，不吃不睡，精神恍惚。有时做着针线活计却不觉缝错了行，有时闭目养神却仿佛看见了椿寿的影像。这样在鲁迅小说《明天》中 有关单四嫂子失去她心爱的儿子宝儿的艺术描述中，似乎寻见鲁迅母亲失去她椿寿之后的些许情形。文中写道儿子死了以后，单四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