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的解剖中抵达诗质.docVIP

在语言的解剖中抵达诗质2002年，阿毛的《当哥哥有了外遇》一诗引发中国诗坛的“阿毛现象”，并引起诗歌界有关“新诗有无传统”、“口语诗是不是诗”的激烈讨论。这场讨论从2003年5月持续至2004年底，被列为“2004年最重要的诗歌事件之一”。在此“现象”和“事件”中，《当哥哥有了外遇》被视为口语诗的代表作。事实上，阿毛以“无技巧之技巧”的语言迷惑了众多评论者，她对口语的操控驾熟度并不能成为权衡她语言魅力的唯一标杆。阿毛对语言的驾驭有她自觉自为的锤炼过程，她激活刷新了口语作为现代汉语之一支（另一支为“书面语”）的诗质潜力，并以锋利的语言之刃剖开生活的外壳，直抵核心，剖出了生活的“质”，冷峻客观、一针见血地书写了生活体验，挖掘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智性体验，形成异质性的“冷抒情”风格和“叙事性话语”。因此，阿毛诗歌在当代诗歌史上的意义将远胜于“现象”与“事件”本身的意义。一、“在文字中奔跑”：口语诗质的激活刷新阿毛于1988年开始发表诗歌处女作，极为巧合地与“新生代”诗歌的突起处于同一时间。就在这一年，与“非非”并驾齐驱地构成先锋诗歌运动主场的“他们”群体在创作上达到巅峰状态，韩东、于坚涌现了出来。也许阿毛在无意识中无可避免地受到过当时诗歌潮流的影响，但她并不拘限于“新生代”们“口语化”的语言追求，而是非常自觉地锤炼自己的语言武器，激活刷新口语的诗质要素，形成了她独到的话语特质。“口语化”的语言形式和实践是“新生代”诗人的艺术秉持，他们以日常生活用语入诗，希望“以一种同时代人最熟悉、最亲切的语言和读者交谈，大巧若拙、平淡无奇而韵味深远。”[1]在他们看来，诗歌要回到语言本身，要“消解意义”、“拒绝隐喻”，必须采用原生态的口语，体现了对诗歌语言的自觉探索。但事实上，口语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语言形态，口语只有上升为诗语，方能成诗。对此，王光明曾区分了“诗语”与“口语”的语言功能，他认为“诗歌要顺应语言发展的趋势，要不断从日常口语中获得活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口语’无法从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体系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语言体系，现代汉语的发展趋势是‘语’与‘文’的融合而不是‘口语化’。‘口语化’只是语言革命初期反抗文言的激进策略，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既接受了西方语法的影响，也重新启用了文言中仍有活力的词汇，不仅不是‘口语化’的，而且即使用‘普通话’交流，日常汉语与书面汉语也还存在着差别”，因此他得出结论：“诗当然要利用和提取口语，但从来不是迁就口语，而是以它的‘艺术’驯服口语，让口语‘雅化’”[2]。可见，诗人应从口语中捕捉活力，但又必须以自己的语言艺术“驯服”口语，让口语“雅化”成诗家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活口语的新鲜诗质，以符合现代汉语自身特点的语言抵达诗的境界。阿毛对诗歌语言的感觉能力颇强，能自觉根据现代汉语自身的特点去完成诗歌行与节的架构，善于以自己的语言艺术“驯服”口语，自然衔接“写诗”和“说话”的节奏，把口语自然而巧妙地转化成了“诗家语”。因此，阿毛所使用的口语已不能简单地视为纯粹的日常口语，而是能在“语”与“文”、“口语”和“书面语”之间自如穿梭转换、制造美丽语言风景的诗语。阿毛曾在表达她的诗观时说：“如果一首诗写得朴素、明白，却不肤浅，不简单，还卓尔不群，我一定从心底里佩服这位诗人，佩服这位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无技巧之技巧’。”[3]其实她自己就是一位这样的诗人。她的诗以朴素明白的口语入诗，剔除了当代许多诗歌中人为强加的伪饰成分，剔除了与诗人无关的繁复语法，以现实的本真语言呈现生活的原生态，“消除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达到结构简练和语言精确的完善境界”[4]，但又并不落于日常用语的“俗”化，如《我们不能靠爱情活着》中 “除了伤心，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仿佛日常生活中聊天时的感叹，《风性》中“又是风，/吹动那好东西，乱东西”则仿佛琐碎的唠叨，极其自然朴素。然而，阿毛的诗并不肤浅和简单，她一直 “在文字中奔跑”，捕捉口语内在的节奏性和寓义性，成功地把口语转化成了诗语，形成了直指人心的语言魔力和独到的情绪节奏，真正做到了卞之琳所说的“以说话的调子，用口语来写干净利落、圆顺洗炼的有规律的诗行”[5]，如《风言》这首短诗，开篇是顺口而出的感叹：“刚刚还是蕾，此刻便是花了，/毫无疑问，下一秒会是落英”，如口语般熟悉而平实，但又并不是日常生活交流中所使用的口语的那种琐碎凡俗，平实中自有一种诗蕴潜藏于词语流中，以至接下来的“真快啊！/墙还没有腐朽，就开始透风了”“这令我们一生都在拆东墙补西墙，/都在亡羊补牢”，似口语又内蕴深意，看似无意的叙述其实言近而旨远，朴实之中自有耐人咀嚼的语言内核。就算在最有争议的《当哥哥有了外遇》这首诗中，虽然有人认为此诗是“连散文都不够格”的“庸诗”、“假诗”[6]，虽然阿毛确实在诗中导入了不少日常口语，但其实这些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