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在教育与政治之间.docVIP

张伯苓在教育与政治之间天津南开系列学校（大、中、小学）的创办，主要得益于严修（字范孙）的声望、 人脉和实力，校长张伯苓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前朝旧人”张伯苓严修在世的最后几年，张伯苓已经展现出很强的办事能力，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大总统黎元洪曾以教育总长一职相许;少帅张学良则视其为良师益友，在东北大学草创阶段更是多有借重。极具实力的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中方董事不仅有张伯苓，在董事长范源廉病逝后，进而接替此职。不过，这些荣耀的取得，均来自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随着1928年夏季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京津一带再次迎来“改朝换代”。6月12日，南开中学期末考试最后一天，天津城西马路一带枪声大作，革命军进城，奉系督军褚玉璞退兵。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张伯苓，面对南方革命政府，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前朝旧人”色彩。毕竟他跟随严修“化缘”兴学，与北洋军政势力结缘不浅，属革命党秉政之初须排斥之列。不过，张伯苓不同于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他处世显然更加现实和灵活。南开学校每年几十万支出的费用等待着他设法筹措，而这倘离开了当权者几乎不可想象。好在蒋介石委派秘书钱昌照遍访京津各校，对南开印象颇佳，而张伯苓也不失时机地表露对新当政者的拥戴，这些归结为一个尚好的回报：蒋命令已经“易帜”的张学良给予南开一定力度的常年资助。少帅张学良应允资助南开20万元。受到蒋介石重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北平组建华北政务委员会，张伯苓被任命为委员之一。两年后又组成由黄郛领衔的政务整理委员会，张仍任委员之职。这期间，已决意弃学从政的翁文灏在庐山向蒋介石进言：国家危难之际，急应延揽人才，不宜过分拘泥于党派，而应扩大用人范围，并举荐了胡适、张嘉?H、吴鼎昌、张伯苓等多位非国民党人士，蒋表示愿意延揽借重。从后来的事态观察，蒋基本采纳了翁的建议。张伯苓虽然时常向外界表示，自己对政治完全是外行，但对于华北事务亦曾热心参与和建言。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赴山东，尽力调解韩复榘与刘珍年部的战事，效果尚佳;当华北形势日益危殆时，他大胆向南京当局直言：为了防止日本使华北特殊化的预谋，中央应尽力支持宋哲元等华北将领，以增加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向心力。蒋介石闻言，颇为重视。“西安事变”中力挺蒋介石张伯苓政治地位的上升，有力缓解了南开办学经费困局，来自国民政府的资助，也使学校的私立性质越来越名不副实。一个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愈加明显，即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已危若累卵。好在张伯苓眼光超前，很早便做出在西部建立分校的决策。此设想得到蒋介石鼎力赞助，他允拨五万元作建校经费，这笔款项很快到账。张伯苓遣人速购重庆杜家坪地段建筑校舍，此处“无城市之喧嚣，有山水之清幽”，靠近重庆大学，具有地利之便。这便是后来的重庆南开中学。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伯苓惊愕之余，拍发私人电报给张学良，痛陈利弊，呼吁放蒋！后来美国《亚洲与美洲》杂志刊文称：“当委员长在西安被绑架的时候，张博士给少帅的私人电报在后来的释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孔祥熙急电张伯苓：“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请兄飞赴南京或西安，斡旋“陕变”。张随即赴宁候命。南开大学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会在得知事变消息后，或通电全国，或发表时局宣言，痛责兵变，维护领袖，重申法纪，敦促放蒋。在西安各方谈判过程中，曾酝酿改组“内阁”，张伯苓被列为教育部长人选。蒋介石获释返宁，南开师生致电庆贺，学校为此特放假三天，其喜庆气氛犹如节日。张伯苓称此次事件为“逢大凶化大吉”。蒋氏随后复电张校长：“陕变发生后贵校师生备极关念，甚为感慰，特谢！”事变和平解决，各地欣喜之状，不独南开为然，然该校与事件当事者关系之特殊，引人关注。张校长与蒋的互信更加牢固，而与少帅的交谊则戛然而止。张伯苓从政抗战期间在重庆，张伯苓的一项新的重要工作，是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议长一职始由汪精卫、继由蒋介石出任。其职责之重大，地位之高，不言而喻。张伯苓履新，在参政会近百名各界精英面前亮相，各方感受不一。与张资历相当的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述：伯苓在参政会发言“颇多失礼，闻者不满”;“伯苓主持（会议）慌乱，致会场大哗”。中共方面参政员周恩来评论自己的老师则出言谨慎：伯苓先生是教育家，从事政治非其所长。战后，张伯苓一度赴美治疗旧疾，蒋介石赠送一万美金供其使用。这是张生平最末一次访美，美国文教界盛情接待。1946年12月，张伯苓回到上海，旋即赴南京，蒋介石设宴为其接风。1947年冬，在蒋介石安排下，张伯苓参选国大代表，南开校友组成“公能学会”帮助校长竞选，外加三青团力量配合，终以十三万余票当选，据说个人得票数居全国之冠。到1948年初，南京便盛传张伯苓将竞选副总统，张出面否认。同时，《大公报》报道，七十二岁的张伯苓“病体康复后，有时出席会议二、三小时，始终振奋不懈，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