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宏观济政策.doc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贸易自由化与贫困 黄季焜、Scott Rozelle、章奇( 一、导言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中国70年代末经济改革以来上所取得的成就。Fan and Zhang, 2002）。 虽然大多数观察家对贫困减少没有什么异议，但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了贫困减少却众说纷纭，尤其是对宏观经济状况和贫困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从历史上来看，农村经济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都增长迅速。在改革前，人均收入起点很低，但即使如此，年均增长速度也只达到了0.6％，农业的增长速度经常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改革开始后，农村人均收入和农村经济各部门的增长速度都开始有了显著提高。这说明在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Zhang等, 2004）。同时政府也开始对扶贫工作进行直接投资。在1986年之前，扶贫的重点在于通过专项扶贫资金和计划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在1986年之后则主要通过对贫困地区的投资来达到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由于贫困减少和经济增长以及政府通过扶贫计划所进行的努力同时发生，这就使我们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就减少贫困而言，究竟是经济增长作用大呢？还是政府扶贫政策的作用更大？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在全国和地区水平上如何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进而影响到贫困？究竟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更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并使得增长更有利于穷人从中获益？中国怎样才能在接下来的10年中继续在扶贫工作上取得成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制定和完善未来的反贫困政策，以解决仍然存在的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家扶贫计划和扶贫投资政策效果的考察和分析，尤其是定点扶贫（Poverty Targeting）的有效性以及扶贫计划对穷人收入的影响是文献所关注的关键问题（World Bank, 1992 and 2001; Fan等, 2002; Park等., 1996 and 1998; Rozelle, 1998; Kang, 1998; Wan and Zhang, 1999Bhalla, 2001）。在跨国回归结果的基础上，Dollar and Kraay (2002)发现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最贫困收入组人口的贫困收入和整体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会使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等同程度地受惠。然而，最近许多针对亚洲国家中某一国内部贫困情况的研究结果却发现经济增长只能解释大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贫困下降(Kakwani and Pernia 2000; Balisacan 2002 and 2003; Balisacan and Fuwa, 2003; Quibria, 2001)。Balisacan (2004)指出Rozelle等, 1998）。因为上述恶劣的自然条件，当然也部分由于贫困本身，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水利设施、化肥使用和基础设施条件上一般都无法达到平均水平(Tong等, 1994)。(Piazza and Liang, 1997)。80年代贫困县的非农就业状况也大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2.1.2 90年代至今的贫困状况 第1组农户的收入水平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第2组收入水平则处于国家贫困线和国际贫困线标准之间。 表2给出了每个地区1999年按收入分组的农户特征，它表明在不同的收入组间，农户各个特征变量均存在巨大差异。表3给出了不同地区贫困户以及其它收入组农户在收入水平、收入来源和支出上的差异。尽管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但不同收入组之间的差异，尤其是最穷和最富农户之间的差异之大，仍然令我们惊讶不已。 在每个地区，相对于较富裕的农户而言，贫困户的抚养比例显得更高。例如在西部地区，1999年最穷的农户（收入组1）的抚养比例为1.85，高于该地区平均水平(1.6)，也高于最富裕农户的相应水平（1.43，表2第4行）。 同一地区的贫困户和其它农户在人力资本和拥有非农就业机会上的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1999年西部地区最穷的贫困户（第1组）的人均收入为356元（比国家贫困线水平――625元――低40％）。近30％的最贫困农户为文盲，这一比例是最富裕农户（表2第11组）中相应数字的3倍。西部地区的农民即使接受过教育，也过早辍学，他们中间仅有39％的人完成了初等教育（第7行）。 较低的人力资本也可能会影响各地区贫困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deBrauw等, 2002; World Bank, 2001），表2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例如，西部地区最穷的贫困户（第1组）仅把3.7％的时间用于非农活动（第5行），而东部地区对应收入组农户则将17％的时间用于非农活动，东部地区最富裕农户（第11组）则将37.8％的时间用于从事非农活动。 表3表明地区内部不同收入组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