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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专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开启了整个中国的救国之路。如果说以前中国曾经历了执政精英的救国、知识精英的救国等不同的救国实践,毫无疑问,这些救国都是精英救国。而且救国的路径都集中在器物、思想层面。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运动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活动使得救国努力深入到社会各阶层,救国的路径也呈现多样性。从制度层面、到思想层面、从社会层面、到军政层面不一而足。因此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即共产党的救国实践。与此同时还有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模式、梁漱溟的新儒家乡村建设、陶行知和晏阳初的教育救国实践、陈炯明闽南的无政府主义实践、李宗仁、白崇禧在桂林进行的新斯巴达主义。还有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与中国青年党的主张、以及以卢作孚为代表的实业救国路线。 第一种也是最艰难、但是最终结出果实的尝试,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理论。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二、蒋介石的新威权统治 1、 什么是权威主义 ·《辞海》认为,权威主义就是“以统治者的权威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形式,或者主张这种统治形式的政治理论。认为统治者可以不顾法律和人民的意愿,只按自己的意志实行统治。专制统治是其典型的形式。” ·《美国政治学词典》认为,权威主义是指“政治权威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小集团手中。权威主义政治强调统治者对其普通民众的绝对权力以及普通民众对其统治者的服从。而个人自由及权利则从属于国家。 ·《剑桥百科全书》则认为“权威主义是指一种相对于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或者理论。它并不强调社会对其统治者及其决定的认可。……权威主义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基于胁迫。” 2、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的特征 政治上,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其次,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 与之相应的是文化上的新传统主义文化诉求。这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 3、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的问题 政治上,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 文化上,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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