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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利益共同体构造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 部门：企业中心??作者：郭万达 ------以深圳为案例的分析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 利益共同体 产权 国有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资料：/add/hr.asp 摘要：在转轨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委托代理和内部人控制的两难选择.在本文的分析中,根据在深圳观察到的情况,我们提出公司治理结构要走出两难选择的困境,关键是要重新构造利益主体,形成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利益共同体.一、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两难选择在我国理论界,总结公司治理结构的文献,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讨论的:一是从委托代理的关系进行讨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关键是解决委托代理的问题.公司治理结构规定了企业内部各种要素所有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分配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因此是一种解决股份公司内部各种代理问题的机制(张维迎,1999).把公司治理结构纳入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是因为委托代理理论涉及代理成本、监督约束和激励机制等内容,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解决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问题。二是从内部人控制的角度进行讨论.针对转轨经济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从公司治理结构设计控制内部人控制的机制,这种制度安排的核心是要对内部人控制加以控制、监督、激励和约束(费方域,1998).青木昌彦和钱颖一在讨论公司治理结构在转轨经济中的作用时,也是把内部人控制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这两个角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际上,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从委托代理关系入手的,从放权让利、承包制到公司制的改组和改造,出现了多层次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实际上形成了控制权和索取权的分离,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拥有了控制权,但和剩余索取权不对等,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因此,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要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要解决激励问题,减少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从这个意义上看是要“放”,即放权也放利,有人认为,实际生活中放得还不够;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内部人控制,加强约束和监督,是要“收”,有人认为,收得很不够.公司治理结构变成了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种矛盾在政策设计中时有反映.国家政策一段时期强调放,一段时期强调收,放的结果是出现内部人控制,收的结果是出现行政干预的复归,结果只能在内部人控制和行政干预当中来回摆动（张维迎，1999）.在公司制改组过程中,这个矛盾集中反映在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当然“老三会”和“新三会”的矛盾也很突出)。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故事,董事长强调公司治理结构是指要强化董事会的作用,总经理强调公司治理结构是指要加强经理人的作用,两个人的矛盾与在八十年代中期改革中的书纪和厂长的矛盾极为相似,那时讨论的是“厂长负责制”好还是“书纪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好.两个人的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委托代理出了问题,还是内部人控制出了问题.因为董事长、总经理都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总经理是内部人,董事长也是内部人,只是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合谋还是分化的区别。合谋的结果是导致一个内部人,分化的结果是导致两个内部人。这种矛盾主要问题出在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是“虚置”的.二、解决公司治理结构困境的出路在于构造新的利益共同体面对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困境,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主要是三种:一是强调银行的作用,二是强调大股东的作用,三是强调利益相关者的作用.1、强调银行的作用.研究比较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和钱颖一都强调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这实际上是日本的经验(主银行制)。日本经济学家奥村宏讲的“法人资本主义”,也即公司本位主义,也是日本的经验。实际上,日本的经验在金融危机中已经证明了是有缺陷的,被批评为“裙带资本主义”.我国实行债转股,实际上是采纳了银行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是过渡的办法。因为银行也是国家的银行。国有企业经理最喜欢的就是借银行的钱,因为,“你也是国家的,我也是国家的,着什么急”。这就是国企负债率高的原因,这是软预算约束。是不是商业银行法会使银行行为发生转变呢？可以使银行成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有效监督者?从实践来看，很难操作，因为在这个监督者背后,还有一个监督者,这就是政府,政府时常是要干预的。因此,在银行的机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强调银行的作用本质上还是强调国家的作用。我们认为,国家的角色应该象美国的机构持股人,不参与公司的治理结构.只是参与红利的分配,然后“用脚投票”。因此,国有企业通过产权多元化改革,通过资本市场,加快国有股的流通，从短期看,可以有效实现政企分开,从长远看,有利于国有资本的退出和变现。当然,我们指的都是在竞争领域的国企，问题最大的也是在竞争领域的国企。退出竞争领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