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中文版序言.docVIP

《大分流》中文版序言作者：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翻译：史建云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我对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深感荣幸，期待着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引起新的学术对话。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的刘东先生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尤其要感谢史建云女士为这本书所作的特别认真的翻译工作。这本书现在已经两岁了，借此机会进行一些修改自然而然成为诱人的念头。但我没有这样作，只是订正了几处印刷错误，并改正了附录E中纺工和织工收入的一些计算错误。（幸运的是这些错误并不影响全书的论证，因为它们只涉及收入在纺纱和织布之间的分配，而大多数从事纺织品生产的家庭都是纺织结合的。）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很多人现在把这个流派称之为“加州学派”，甚至于“尔湾学派”，但这个学派的成员只是一种松散的组合，并不限于加利福尼亚。我预料这本书在中国也会引起争论，尽管可能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意味着争论的变化而不是结束，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推翻。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探究中国与欧洲的差异：时间、方法论和解释首先，在我看来，通过最近两年的讨论已完全站住脚的观点是：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在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和克里斯托弗·伊谢特努力重申江南地区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老观点之后展开的一轮新辩论，在我看来只不过加强了这些新观点：读者可以在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上看到这场讨论的主要内容，全部讨论将收入一部即将出版的书中。 而如果“大分流”的时间迟于我们通常认为的时间，这无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对它的解释。在我看来已经站住脚的另外两个观点完全属于方法论问题——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同一套丛书先前出版的我在尔湾的同事王国斌的著作。首先，我们两人都强调，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第二，我也以王国斌关于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的主张为基础：这些比较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这一主张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正如一句美国谚语所说，如果房间里有一头当时不应该存在的大象，可